大英博物馆“明：皇朝盛世五十年”特展1月4日落幕，策展人霍吉淑在伦敦接受专访时表示：“展览将大英博物馆的馆藏与中国新出土文物并置，以独特视角讲述了‘明朝盛世’。”

“明：皇朝盛世五十年”特展现场。东方IC图

　　伦敦大英博物馆2015年1月4日落幕的“明：皇朝盛世五十年”特展，是继1996年首次向英国公众展示三星堆文物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谜”大展、2007年“秦始皇：中国兵马俑”大展之后，大英举办的又一场以中国为主题的大规模特展。展览讲述的是明朝1400年至1450年这段影响中国深远的五十年。

　　在这段鲜为欧洲人所知的历史中，中国文官的势力超越了军事将领，皇帝的角色由独裁者演变为皇权象征，统治阶层的权力变得更为集中，中国内在的变迁和与外界的紧密联系，为当时唯一的世界强国带来了旺盛的创造力。明朝定都北京、《永乐大典》开始编纂、郑和下西洋等事件都发生在此期间。“明代特展”以“宫廷生活”、“军事”、“艺术文化”、“信仰”和“外交贸易”5个子主题为线索，通过绘画、服饰、兵器、金器、首饰、佛教艺术等展品，试图再现一幅明代皇朝的盛景。

金银嵌宝石兽面纹铁剑（大英博物馆供图）

　　这一展览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着眼于皇家收藏，还介绍了中国西南、东北和中部三个地区明代藩王墓出土的考古文物。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亚洲与非洲的多国文物，也构成了重要线索与视角。正如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瑞格（Neil MacGregor）所说：“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提供新的角度去审视这段重要的历史时期，让我们不再只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历史。”

　　策展人、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资深研究员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拥有超过三十年的中国文物研究经历，她在伦敦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个展览对观众来说是一次有趣的新体验，因为来自中国新发掘的文物与大英博物馆超过100年的馆藏或长期藏于美国的艺术品并置展示，通过有机组合，展品被赋予了讲故事的能力。此外，霍吉淑感到与另一位策展人、牛津大学中国美术史专家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合作研究的五年是充满乐趣的，成功的合作不仅使博物馆得到了更多维度的思考方式，还缓解了大学机构和博物馆之间的隔阂。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场特展不仅传达了展品本身的精彩，更努力诠释出它们的时代精神，被赋予了生命的展品，不再是一个个“哑巴”，而是向欧洲观众讲述了一段“皇朝盛世”以及创造者们的激情。

大英博物馆藏明代朱邦绘《紫禁城前的文官》（大英博物馆供图）

　　记者：这次展览预计吸引多少观众，得到什么反馈？

　　霍吉淑：我们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积极反响，包括中国、英国、美国媒体，以及本次展览的参观者，我们会在展览结束之后将这些收集的信息整合起来。当展览仅仅进行到展期一半的进度时，就已经吸引了6万到7万名观众，可以算是超过预期了。

　　记者：你们选择景泰蓝大罐作为主打展品，印成宣传海报，为何作此选择？

　　霍吉淑：在为展览图录选取封面图案时，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希望寻找一件吸引人眼球的作品。因为不仅在图录和展场内，这件作品还会频繁出现在为特展宣传定制的巴士车身广告，以及地铁海报等一系列地方。

宣德景泰蓝大盖罐（大英博物馆供图）

　　我们的大部分受众看到龙形图腾，会直观地联想到中国古代皇家形象，因此我们决定采用他们熟悉的龙的形象，直接勾起观者注意力，而不选择其他较为隐晦的样式。毕竟前期宣传的代表性文物是吸引观众前来观展的道具，是为了让世界范围内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当然，这件景泰蓝作品也是极具珍稀性的。依据同样的准则，我们也选取了一件引人注目的龙纹饰宝剑作为图录封底，这两件器物都令人印象深刻，即便远观都能抓人眼球。

　　记者：这是一个对欧洲观众讲述中国明朝的重要展览，听说这次展出了从未向远东以外的观众公开过的重要文物。主要是哪些展品？

　　霍吉淑：固然，展品中有许多从未公开展示于西方观众面前的，但其中也不乏中国观众无从系统性观赏的展品。       针对那些对中国文物不甚了解的西方观众来说，特展中有来自湖北省博物馆的艺术品，它们于2001-2002年间才被发掘出土。湖北省不乏新建成的宏大壮观的博物馆，将那些墓葬出土的文物以合理的方式展示给观众。那些未能前往济南的人们，也可在展览中首次看到鲁荒王（朱檀1370-1389）的袍子，它能被保存得如此完好，实在让人惊叹。

现藏山东省博物馆的织金盘龙纹黄锻袍出土于山东邹城鲁荒王墓（大英博物馆供图）

　　不论是西方观众还是来自中国的观者，只有特地分别前往中国各地区，到我们本次借展的10所博物馆，才能够欣赏到这些艺术杰作。多数陈列的来自中国的精美物品也是首次外借出展。

　　这次特展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将那些来自湖北、新发掘出现的文物陈列于已由大英博物馆收藏了超过100年的展品之间，或者置于长期藏于美国的艺术品旁边——通过陈列展示的重新有机组合，展品被赋予了讲故事的能力，诉说着一段过去的历史，而这一切对于观众来说是一次有趣的新体验。

　　记者：展览特色之一是介绍山东省、四川省、湖北省，也就是中国东部、西南部和中部三个地区明代藩王墓出土的考古文物。为什么提出这个视角？展示了哪些过去不被注意的文物？它们与皇帝御用文物形成什么对比或关系？

　　霍吉淑：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人们尚未注意到地方政府对于古代中国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角度。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仍侧重于中央政府，而柯律格教授史无前例地将地方政府作为他的学术研究切入点，引申探讨了关于明代藩王的议题。我们意图揭示这些为数不少的地方藩王是如何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的：不仅在音乐、诗歌和文学领域硕果累累，而且影响了当时的宗教和美术。本次展览希望能够梳理这些遍布明代中国的藩王的文学艺术思想。即便我们仅仅借展来自三个地区的藩王墓出土文物，从大量遗物中仍可窥见他们都十分富裕，并从中推出地方与朝廷的微妙关系。

大英博物馆藏永乐漆盘（大英博物馆供图）

　　记者：展览集中于明代1400-1450年，是一个很小的切口。这是否意味着该展览是一个可延续、复制的模式，今后还可以类似地对中国的某一段历史进行深入解读、展示？

　　霍吉淑：这种模式具有极强可操作性。大英博物馆的策展理念最显著特点之一，便是趋向于个人化的。大多数的展览思路都是来自于策展人本身的。策展人首先就他们所感兴趣的切入点进行深入剖析和解读，其次再通过将这些想法与馆长及负责人讨论沟通，选择出最吸引人的展览主题。但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就或许会存在更多其他的变量。

　　另外，大英博物馆是一所容纳了世界各地文明的展示场所，中国主题的展览是需要与其他文明主题的策展想法进行竞争比较的，例如非洲、罗马、埃及、希腊、英国文化等等。于是，大型的中国主题展览只能大约每五年举办一次，其间依旧会举办小型中国展览、学术研讨会、出版专著、发表论文等，但大型活动是需要素材积累及沉淀的，五年左右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以较狭小范围时间段进行重点探讨的方式已经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这种方法在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已屡见不鲜，但是将这一角度运用于中国研究依然是比较新鲜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较长期而广泛的时间领域探讨方法依旧是有研究空间的，所以我想我们不会因本次展览的成功而局限于其他研究思路的可能性。即便其中策展的逻辑思路、知识结构可谓引人入胜，这也仅仅是个案，不会依此为模范标准，面对创新的想法我们的大门永远为之敞开。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德皇帝（朱瞻基）绘《武侯高卧图》（大英博物馆供图）

　　记者：这次展览主要是由牛津大学的柯律格教授和您策划的，你们如何分工，还有哪些专家共同参与展览策划、研究？

　　霍吉淑：本次展览的研究并不全是来自于柯律格教授和我本人的，我们有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各地的学者的关系网络，我们将各位专家的知识结晶整合起来才有了这次特展。

　　我们有5名学者参与了专题书籍的撰写，另有30名专家在2014年10月参加了围绕展览相关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还小范围地分别与其他个人进行面对面的学术探讨，例如中国、北美和欧洲的博物馆馆长、专家和策展人，或者是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独立学者等。可以看出，在为期五年的展览筹备过程中，我们广泛地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前沿学术信息，意图通过展览整合明早期艺术史研究的结论以达到一定推动作用。

　　与其他参与学者不同的是，柯律格教授他三四十年来的职业全部都是围绕中国开展的，我本人超过三十年的研究亦是如此。我想这类与中国相关经历是有益于展览开展的。

　　记者：您的同事，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司美茵女士（Jan Stuart）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显得过于匆忙，什么都有一个很紧迫的截止日期”。大英博物馆如何平衡时间压力，确保高质量的展览？

　　霍吉淑：我想这中间或许存在一定理解上的偏差。我认为中国博物馆策展压力与我们是一致的，我们都同样拥有策划项目、吸引观众并传递相关讯息的任务。不同点在于，他们的策划阶段显得更短，而多半策展团队也更为庞大，而我们的展览前期准备工作阶段则较长，相对而言，策展人员主要以极个别个人为主导。所以就我的理解而言，这段评价并非意图表达对于中国策展团队的批判，而是仅就促成展览所需时间的比较。

　　在中国，筹备展览的速率更高，同时策展人员肩负接二连三的、计划中的新展览的任务压力。排除其他外力因素的情况下，前期筹备工作是十分关键的，你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深化展览的观念，去争取相关专业人士的支持，以求展览更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当然，也有人更希望博物馆能够在同一时间内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想我们会努力在两者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说实话，如今我对中国地区博物馆的印象尽是赞美，尤其是各地博物馆馆长对于各部门活动的支持，部分博物馆馆员拨冗为本馆特刊撰写论文报告，另有馆员特地赴英协助我们一同展开工作……这一系列良好互动的经历，给我们传递出未来积极合作的趋势信号。

　　记者：在数字化技术成熟的当今时代，博物馆如何调动自身优势吸引观众到场参观？

　　霍吉淑：每一个展览首先必须由一个好想法起头，然后不停地去审视这个想法、质问这个想法并且将这一想法与各类不同专长人士进行讨论，听听来自各处的意见。

　　我们在学校教师的协助下，带领了约3500名学生参观本次特展；我们与电影学教授合作策划了一系列明代主题的电影观赏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四部：纪录片《郑和》；香港1950年代著名音乐剧《江山美人》（Kingdom and the Beauty），故事时代超出了展览的明初时间范围，讲述了16世纪初正德皇帝的轶事；韩国电影《武士》（The Warrior），讲述了元末明初高丽使团拯救被俘虏的中国公主返回南京觐见朝廷；《锦衣卫》（Secre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Court），武打电影，以特务机构为主线反映明朝末年帝王昏庸、宦官掌权的政治形态。系列电影的形式具有天然的优势，它拥有更广泛的影响范围，把不同年龄层次、文化背景的群体聚集到一起。艺术展览形式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对展览本身感兴趣。特展结束后，我们会将这些公共活动的材料整理成文或者DVD发布。

大英博物馆明朝特展期间组织放映了中国电影《锦衣卫》

　　记者：大英博物馆藏有约多少中国文物，通过哪些机会它们得以展示？

　　霍吉淑：我们常规展的陈列是轮展的，举例来说，大维德爵士的藏品中有1700件陶瓷，全部都会有展出，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图书馆形式陈列在展厅四周的瓷器，同时重要瓷器则展示在展厅中央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