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历时61 年。康熙一朝瓷器上的款识也多种多样。譬如，官窑款多以“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或是三行青花楷书款，到康熙晚期，又出现少量的篆书款识。再如，康熙前期，还常见干支纪年款，“康熙辛亥中和堂制”便是康熙十年生产的瓷器。至于御用的珐琅彩器，上面只书写“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料款。

 

      不过，康熙早期的官窑瓷器，多半是没有年款的；民窑尽管落有康熙年款，但是好景不长。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末都先生在他的《马末都说收藏瓷器篇(下)》一书中，这样认为：“康熙早期的瓷器，很少写款。原因是康熙认为瓷器上不能写款，写了款，如果打碎了不吉利，不让写。”上述所言，确有史料文献作为支撑。

 

      据载，康熙十六年，江西浮梁县令张齐仲下令：“禁镇户于瓷器上书写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现在来看，这条禁令至少透露出两条信息：一是，在此之前，窑工画匠是可以在瓷器上书写“大清康熙年制”款识的；二是，当时朝廷认为，书写“大清康熙年制”款识的瓷器一旦破碎，是件很不吉利的事情，要加以禁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禁忌，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众所周知，康熙一朝早期，国乱不断，其中又以“三藩”之乱为最。所谓“三藩”，以清初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为首，加上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及其子尚之信，由于他们都是藩王，故称为“三藩”。自清初以来，“三藩”独霸一方，渐渐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康熙皇帝的心腹大患。

 

      康熙十二年(1673 年)康熙帝终于下决心“撤藩”。

 

      同年十一月，吴三桂率先在云南反叛。之后，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相继反叛，一时间大清帝国危在旦夕。康熙十五年(1676 年)十月，耿精忠在清军强大攻势下被迫投降；转年，尚之信投降；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吴三桂死，其部将拥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地区，康熙二十年(1681 年)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终被平息。

 

      浮梁县令张齐仲下令禁止“在瓷器上书写年号及圣贤字迹”的康熙十六年，正值清廷平定“三藩”之时。彼时，大清江山破碎的危机尚未度过。不允许在瓷器上书写“康熙年号”的款识“以免破残”的做法，虽然现在看来很迷信，当时也在情理之中。人们通常说，政治往往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等到康熙中晚期，内忧外患或减少或平息，江山日趋稳固，豁然、大度、自信也就自然从各个方面浮现，使用“大清康熙年制”款识的瓷器也多了起来。康熙十九年(1680 年)，清廷正式于江西景德镇御器厂开始烧造御用瓷器。康熙官窑款，多以青花钴料书写，其次为珐琅彩款印款，刻制的款识较少。青花书写款的青花呈色纯净明艳，深沉于透明釉之下，如同写于胎骨之上。

 

      有意思的是，与之并行的，民窑中却出现了大量书写明朝年号的所谓寄托款。马末都先生在《马末都说收藏瓷器篇(下)》一书中认为：“康熙的很多瓷器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书写大量的寄托款。比如写‘大明宣德年制’(如图)、‘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这三个朝代写得最多。这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犯大忌的。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朝的文字狱非常厉害，尤其在康熙一朝，大量汉人提出‘反清复明’。”“当时你要有一丝反清复明的倾向，就被杀头了。可瓷器上写的款，却都是前朝的款为什么就能网开一面呢？原因是当时政府认为，对知识分子还是应该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宣泄口，不能逼得太紧，所以瓷器上允许写前朝的款，寄托汉人的情思。”我以为，马先生所言仅是一厢情愿。

 

      康熙中早期，反清复明还是一些汉人心中的理想。明王朝灭亡时，明崇祯帝的长子、三子、四子、五子还活着，尚在人间。但只有五子朱慈焕还有踪迹可寻，其他人均下落不明。 由于朱慈焕与其四哥同岁，故人们习惯称其为“朱三太子”。 当时许多汉人多借他的名义起事反清复明。

 

      据考证，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朱慈焕逃出皇城。他曾改名为王士元，入赘了浙江余姚胡家，并生了六儿三女。也曾在浙江四明山一带活动，以教书糊口。有资料记载，后来他还曾化名为何诚，躲避到浙江宁波镇海县。

 

      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他又先后逃往湖州的长兴县和山东的汶上县。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四月，终于被清廷抓获。九卿科道会审时，居然有几个已经投降清廷的明朝老太监都称“不认识”他。于是，清廷只得以假冒“朱三太子”为由，将其凌迟处死，他的几个儿子也被杀害。

 

      众所周知，清军入关后，清王朝对关内的汉人实行了高压政策。汉人通过自发的秘密结社等形式进行过多次反抗，最有名的譬如化名“陈近南”的陈永华组织的天地会。许多汉族文人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清廷的不满。例如清初四画僧之一的八大山人朱耷。他当时笔下的动物，无一不是翻着白眼。再如同为清初四画僧之一的石涛，曾给自己起名为“苦瓜和尚”、“瞎尊者”，意为苦瓜外青(清)里红(朱)，瞎者更渴望“复明”。此外，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大涤子”。清初，晚明尚书黄道周曾在浙江绍兴大涤山开坛讲学，传经布道，宣扬“反清复明”的精神。石涛给自己起名“大涤子”，意为自己是大涤山精神之子。

 

      清廷为了对付汉人一系列的反抗活动，不仅对天地会等加以迫害，还大兴文字狱以震慑汉族文人。同时在整个清朝时期，清廷都延续了在政治上阻止进入高层等多种方式来打压汉人。满清王朝对汉族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戒心，这种戒备心理在瓷器生产上也不例外。而瓷器上允许书写“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或“大明嘉靖年制”等款识，是因为瓷器容易破碎，象征着明朝江山破碎不能再来。康熙虽被很多人称为千古一帝、一代明君，但君王的本性无可置疑。清康熙年间正是文字狱最为残酷的时期，这是不争的事实。

 

      康熙一朝是清盛世的开启，遂成为后世的追求目标。到了清朝中晚期，模仿康熙并采用康熙款识的瓷器，层出不穷，其中又以光绪年间为最。

 

      光绪是清代在位时间第三长的皇帝，然而此时国家已经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断。不甘衰落的王朝渴望帝国的复兴，为此许多窑工画匠也以模仿康熙年间的瓷器为荣。然而，即便能从形式上模仿出来，也可以书写上“康熙年制”的款识，但是时过境迁，却再无康熙年间瓷器的神韵。后来在收藏界，人们通常把光绪朝模仿康熙朝的瓷器，称之为“小康仿老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