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像

　　沈阳是“陶圣”唐英的故乡，还有“中国瓷谷”之美誉的法库陶瓷，所以这里不该没有陶瓷文化，但千百年来关于沈阳的陶瓷文化却殊少有人梳理和总结。如今，初国卿所著《沈阳陶瓷图鉴》的问世，让沈阳的陶瓷文化不再空白。李仲元先生在书中序言说：“这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图鉴，这也是一部沈阳陶瓷的发展简史。”
　　沈阳是“陶圣”唐英的故乡，还有“中国瓷谷”之美誉的法库陶瓷，所以这里不该没有陶瓷文化，但千百年来关于沈阳的陶瓷文化却殊少有人梳理和总结。如今，初国卿所著《沈阳陶瓷图鉴》的问世，让沈阳的陶瓷文化不再空白。李仲元先生在书中序言说：“这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图鉴，这也是一部沈阳陶瓷的发展简史。”
　　七千年前，新乐先民已开始制陶用陶

　　一宫两陵，见证清代琉璃瓦工艺巅峰

　　乾隆盛世陶圣唐英，沈阳是他的故乡

　　如果你到景德镇，在珠山脚下、昌江边上，与当地人交流时，你会发现他们对沈阳人有着格外的亲切与敬意。这种亲切和敬意来自唐英，来自杜重远，如果没有这两位与沈阳渊源深厚的人，可能景德镇就不会有今天的隆誉与繁兴，甚至连陶都的位置都难以保住。

　　我们知道，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圣人众多，文圣、史圣、诗圣、书圣、画圣、草圣、茶圣、酒圣、医圣、药圣、武圣……然而这些圣人几乎都在江南或是中原，其中只有陶圣唐英是东北沈阳人，东北只为中国历史贡献了这么一个“圣”。

　　然而对于陶瓷来说，只有这样一个圣人也就够了，也足以引起世人对沈阳的关注，对沈阳陶瓷的关注。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沈阳的文化史上，从来没有陶瓷的地位，更没有人来研究和整理，甚至还有本地学者认为沈阳根本就没有陶瓷史。这样的结果，对不起七千年前新乐先民制陶用陶的辉煌历史，对不起四千年前高台山“东北第一窑”的熊熊窑火，对不起唐英的圣名，对不起在沈阳确认辽瓷的“辽瓷之父”，对不起杜重远的肇新窑业和中兴景德镇的贡献，更对不起陶圣故乡和中国瓷谷的美誉。所以对于沈阳来说，陶瓷业和陶瓷文化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其实，在陶圣故乡的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陶瓷产业和陶瓷文化。从七千多年前的新乐古陶到两千多年前的秦砖汉瓦，从辽金时期的古窑古瓷到“一宫两陵”的黄瓦窑，从陶圣唐英的诞生到肇新窑业的辉煌，沈阳的陶瓷历史走过了一条可圈可点的文化之路。我们所缺少的只是对陶瓷文化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但是也必须承认，沈阳陶瓷历史的发展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亮点，但其发展却缺乏传承性和连续性，并且时有断档。这些都与沈阳地区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关，处于民族斗争前沿以及军戍性质的城市特殊性，导致了沈阳地区文化建设的不断被破坏，从而也失去了发展的连续性。

　　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沈阳陶瓷史，自然会断续，自然会斑驳不堪。

　　斜口器 新石器时代 沈阳新乐遗址出土

　　沈阳陶瓷史该如何书写

　　断续斑驳的历史也是历史，后人有责任来传承与整理。《沈阳陶瓷图鉴》的成书目的，就是将沈阳陶瓷断续历史上的斑驳碎片拼接起来，从而为沈阳陶瓷文化史理出一个初步的脉络，以文图的形式呈现出来。以此吸引更多人关注沈阳陶瓷，让陶瓷文化在陶圣的故乡真正地得以发扬光大。

　　为了寻找沈阳这条陶瓷文化之路，作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专注于沈阳陶瓷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陶瓷遗址的踏查寻访和沈阳地方陶瓷实物的收藏与研究。他长时间坐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从有限的典籍和文献中翻检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辽宁陶瓷的文字资料。他也曾遍寻沈阳和辽宁的古窑遗迹，如高台山、袁台子、官屯、鹅房、大官、叶茂台、周地沟、务名屯、北镇、缸窑岭等古窑址，采访相关的专家学者和当地人士，获得第一手资料。他还于古玩市场和民间广泛搜罗辽宁地方窑口的陶瓷和瓷片，从而做到以实物说话。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才完成了这部书。

　　对于沈阳陶瓷的历史，此前并没有人正式将其加以整体阐释和断代梳理，《图鉴》分为7个部分，将七千年沈阳陶瓷史上的最闪光之处一一呈现。对新乐文化中斜口器和古陶纹饰的分析，对3000年前青铜时代高台山遗址古窑的强调，“东北第一陶窑”的提法，鬲形陶之于辽河文化的价值，“系”与“耳”的演变，纺轮、网坠与陶蛙的情趣，秦砖汉瓦的沈阳，“辽瓷”的沈阳元年和“辽瓷之父”金毓黻，辽代在沈阳地区的窑场，明末清初的东北官窑，唐英和他的“唐窑”，肇新窑业开启中国现代工业陶瓷的辉煌等，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

　　“陶圣”唐英，沈阳人

　　创造“唐窑”

　　开文人瓷画之先河

　　大清开国之始的“从龙入关”不仅带去了白山黑水所孕育的能征善战的骁勇精神，同时也从辽海大地上带去了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大清盛世里最有名气的督陶官唐英。不仅如此，这位沈阳人，还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唐窑”，因此赢得后人的尊重，誉为中国的“陶圣”。

　　唐英字俊公，又字叔子，自号蜗寄老人。隶汉军正白旗，沈阳人。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逝世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享年75岁。《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唐英的曾祖父唐应祖，正白旗包衣鼓人，世居沈阳地方。唐英7岁入乡塾，16岁“供役于养心殿”，43岁为内务府员外郎，46岁派驻景德镇厂署协理窑务。54岁，即雍正十三年（1735）正式成为督陶官。他中年以后的28年基本上是以陶瓷为职业和生命的，不仅是一位懂瓷的督陶官，而且还是一个喜欢陶瓷的“陶人”，亲手创造了中国陶瓷史上的第五个高峰—清王朝的“唐窑”时代。

　　“唐窑”形制众多，釉色丰富，但最突出的贡献还是在于创新，这主要体现在装饰效果和造型艺术上。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就是首开文人瓷画之先河，在中国瓷器上绘中国画，写中国书法，题中国诗，钤中国印，同时署上瓷绘者的名字。使瓷画在保持工艺性的前提下，又达成了与纸绢画一样的“中国瓷本绘画”的审美效果，尤其是在瓷画上署上瓷绘者的名字，这就更有了划时代的文化意义。

　　唐英是督陶官中在景德镇时间最长、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位，同时，他还是一位诗人、画家、书法家、戏曲家和文字学家。

　　杜重远和肇新窑业

　　开启工业陶瓷新篇

　　帮助重振景德镇

　　肇新窑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地区影响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工业制瓷的领军企业。当时实业界曾这样称誉肇新窑业：“东北工业界之福音”“东北之模范工厂”。

　　肇新窑业创办人杜重远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将深厚的民族情结和在日本学到的先进制瓷技术结合起来，在沈阳建立了中国北方从管理体制到制作技术都最为先进的现代窑业，到了1930年，肇新窑业年产瓷器达800余万件，一度超过景德镇。

　　因为肇新窑业的成功，东北沦陷后杜重远在宋子文的推荐下，接受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邀到江西，帮助重振景德镇瓷业，并组建江西陶业管理局，创办陶业人员养成所，并任局长和兼任所长，同时还在九江创办现代制瓷企业光大瓷厂，从而使江西瓷业一度达成中兴局面。

　　肇新窑业的成功，打破了当时的日企垄断，为国家挽回诸多利权；填补了机制陶瓷的空白，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全新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为陶瓷工业化的成功发展提供了经验。

　　在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在国内军阀混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行经济侵略的东北，杜重远和他的肇新窑业能在民族陶瓷工业上取得骄人业绩，堪称奇迹。它的历史与经验对于研究沈阳及东北民族工业史、陶瓷发展史和今日沈阳乃至东北的陶瓷产业创新与发展都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