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日本大阪产业大学孔子学院纪念“孔子学院日”，中国古陶瓷收藏家胡平赴日，并在日本大阪产业大学孔子学作题为《儒学理念指导下的古陶瓷收藏》演讲（有部分删节），演讲包含了古平对儒家学说指导收藏实践、古陶瓷收藏诸问题的思考，并介绍了古平的中国古陶瓷收藏精选作品。以下为演讲原文，以飴收藏爱好者。
(图为胡平在日本大阪产业大学孔子学院演讲)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以往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极为频繁，产生了诸多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值得一提的是：唐朝著名高僧鉴真和尚,历经茫茫大海的生死磨难,六次东渡,终于成功到达日本,把中国佛法弘扬到日本。
唐朝时，封建经济繁荣，国势强大，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为了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末期，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并成行的就有13次之多。又如，在十七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在当时的松江府（我的故乡）读书毕业的朱舜水为了抗清复明的理想，只身来到日本，他在日本讲学22载，积极传播以“实学”为核心的儒学，培育了无数精英，被后人尊为“日本的孔夫子”，受到日本朝野的尊礼。当时日本副将军、水户侯德川光国正式聘任朱舜水为“宾师”，并亲执弟子之礼。朱舜水学问的精粹是“经世致用”，他主张“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反对空谈，重视史学，深刻影响了德川光国的治学理念，后来德川光国集聚才士编纂《大日本史》，聘朱舜水为顾问，日本史上“水户学派”就是以研究史学而著称于世。朱舜水还大力向日本学人介绍中国历史上各种名物制度，他的《谈绮》一书，内容宏富，讲授详密，是实业教育的绝佳教科书。他设计的后乐园、汤岛的圣堂一直保存至今，早已成为日本重要的文化古迹和游览胜地。朱舜水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他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贡献已经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他们的努力奋斗是我们的榜样。
作为共处于东亚文化圈的邻邦，历史上中日两国对儒家文化都极为尊崇，儒学对两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影响巨大，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儒家的传统学术思想和理念对两国的文化学术甚至民风民俗所起的重大作用。今天世界经济的格局已奠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日作为世界经济的二大主要经济体，其经济影响力固然巨大，文化的影响力也在同步扩大。
我从事古陶瓷收藏和研究已经三十余年，在中国大陆，我被收藏界称为“中国长三角古陶瓷收藏第一人”。我的藏品总量达一万余件，其中有一定数量的精品，年代涵盖二千余年。在长期的收藏实践中，我深深感到要成为一位合格的收藏家，不能仅看他的藏品多少，也不能仅看他鉴赏水平有多高，而要重点考察他的人品，看他内在的素质和修养。因此我十分重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重视研读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内的儒学经典，注意以儒学理念来指导我的古陶瓷收藏活动，用传统儒学的视角来尝试研究分析中国古陶瓷的文化内涵。
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我个人从事学习研究和收藏过程中得到的一点心得体会。下面分三部分演讲。
一、我对儒家学说指导收藏实践的思考
第一，“仁”是收藏文化的价值取向
“仁”在儒家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从《论语》所记孔子言谈中可以看到，其中涉及到仁的地方非常多，他说的“里仁为美”、“当仁不让”、“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已为人们耳熟能详。至于孔子所解释“仁”的含义是“仁者爱人”，则更是古今中外儒学文化圈重要的为人原则之一，富有深刻的哲学思想和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即：孔学提倡的为人之道，就是围绕一个“仁”字展开的。因此我认为对收藏家来说，儒家的“仁”无疑是最重要的收藏指导原则之一，也应该是收藏文化的价值取向。一个收藏家不管收藏了多少珍奇异宝，不管有多么高超的鉴赏能力，如果没有“仁”作为价值取向，那么这些珍宝仅仅是宝物而已，只是过眼烟云的一堆工艺品，把他称为收藏者自然可以，但称为收藏家则不可以。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收藏本来有诸多层面，任何人只要努力搜集藏品达到一定数量和质量，往往会以收藏家自诩。然而真正称得上收藏家的人士除了拥有丰富的藏品外，还需具备收藏之外的功夫，这就是所谓的内功。我们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形：一位书画家书画技艺已经达到非常高超的地步，但欣赏者在欣赏其书画时，总感觉似乎缺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有人说缺少韵味，有人说缺少创新，还有人认为布局上有些问题，其实客观地说，他的作品中缺少的是内功。内功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为，其中作为儒学最重要理念的“仁”便是最主要的内功。缺少了内功，我们在欣赏作品的时候无疑会感觉到作品缺少厚度，于是就降低了对作品的审美感受。因此收藏家必须内功充沛，不仅能认识到“仁”在内功中的重要意义，而且要努力去把它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孔子说“仁者爱人”，如果收藏家心中有一颗爱心，就好似在心中点亮了一盏明灯，从事收藏鉴赏就会处处顾及他人利益，私利一除，品位自然就得到了提升。
第二，“信”是收藏交易的核心理念
“信”就是诚信，儒家的处世之道首重“立信”。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就是强调诚信是一个人立身处世之本，世界上没有诚信，一切将变得无所适从。人们制订法律，其实质也无非是对人们的言行进行约束，重视的仍然是诚信。中国著名史书《史记》中有商鞅城门立木以取信于人的故事，清代为人们广为传颂的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戒欺”匾额，这些都为世人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信”的崇高地位和积淀之深厚。
在此我举“价值洼地”作为例子。所谓“价值洼地”，简单地说，其实就是在市场中存在某些物品的价格相对于其实际价格偏低的现象，当然这种价格偏低是需要研究者予以评估才能确定。事实上，尽管是处于一个统一和开放的市场，对于某些商品潜在价值的评估总是会发生偏高偏低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只有关注这种商品的人士才有可能对其价值作出或高或低的评估，从而在一定的时间界限内作出或买或卖的决策。因此发现“价值洼地”始终是收藏家高度重视的课题，但正因为人们希图发现“价值洼地”从而争取更多利益，因此其中的陷阱就远比普通商品为高，所以有识之士都认为诚信对于“价值洼地”的评估在当今收藏界具有极端重要性。理论上“价值洼地”始终是存在的，因为收藏交易时不可能如一般商品那样会经过充分的市场竞争，而且一些古陶瓷尽管价格已经很高，但市场走势仍然可能有升值空间。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告诫收藏人士：“要有科学、客观、审慎的分析思路，否则极有可能会误入并非“价值洼地”的陷阱而遭受不必要损失。”然而误入“价值洼地”者仍不绝于途，根源在于人们视收藏为投资，轻信了某些权威人士的分析。最近十余年中国的古陶瓷价格一路走高，原先不被看好的品种也纷纷被高价拍走，而且只要是明清官窑、内府所藏，参拍者就会头脑发热而不计后果地竞拍，于是纪录一次一次被刷新，使中国文物拍卖市场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热点。但纪录创造后，到手的拍品后来究竟处于怎样尴尬的境地，纪录的创造者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结，这些都无人问津，因为人们关心的是下一次的拍卖，下一次有可能诞生的新纪录。我总感觉到这些纪录的创造者中有不少人做了冤大头，因为在目前诚信尚有欠缺的市场中，许多拍卖纪录有可能是虚假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事收藏交易者应该认真领会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如果大家争做君子，不做小人，而且自觉远离小人，以诚信为支柱的艺术品市场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
第三，“知”是收藏鉴赏的重要前提
收藏的重要一环就是认知，认知包括鉴别和欣赏。文物鉴赏可以说是一切从事收藏的人士所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因此“知”是收藏文化的主要内涵。从“知”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无论进行多么认真的学习和钻研，他所能够掌握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因此所谓“知”与“不知”既有界限也难以划分界限，从这一点来说，“学无止境”应是最好的诠释。儒家重视学习，强调“学而不厌”、“温故而知新”。孔子自己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公孙丑》记载子贡与孔子的对话：“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子贡的总结很重要，他说出了作为圣人的孔子其实是做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仁且智”。人欲有智，必善于学，而且要能够“学而不厌”，要做到这一点确实非常不容易。作为万世师表，孔子为我们树立了努力学习的榜样。
儒家对学习的重视和内涵的诠释，对我们收藏人士来说是有现实意义的。不学习，自然难以登上收藏的大雅之堂，难以一窥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收藏世界。然而学习也有方法，方法得当，学习效果就明显，反之则可能越学越不得门径，甚至知难而退。当然学习尚需讲究温习，所谓“温故而知新”，确是不易之秘诀。我多年来从事古陶瓷的收藏研究，十分重视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从书本中学，一方面从实际中学，还有就是请益多师，决不以不求甚解的态度对待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有时读一本权威经典之书，往往读至十余遍，力求弄懂弄通，其中甘苦非亲历者不能体会。但经历这样的学习过程后，尚有许多问题不能求解，于是又期待在下一轮学习中获得解决，如此经历多轮研习，学习兴味愈益盎然，鉴赏知识也在不知不觉间得到一步一步的扎实提高。因此学习是收藏家一定要加以重视的求知的关键。
现在市场上有关收藏鉴赏的著作可谓多如牛毛，初学者面对如此装帧精美的书籍是难以判断好坏精粗的，这就需要收藏家予以推荐和引导。事实上市场上真正权威的书籍终究是少数，而大量的书籍给人以千人一面、似曾相识之感，这也提示我们当前文物鉴赏界的文风和学风亟需改进。从数量众多的民间收藏者的视角来看，权威的书籍或以艰深难以卒读，或其研究对象均为皇家内府所藏，与他们的藏品距离颇大，因此他们乐意购买的是一些叙述普通民窑的插图本。书籍是社会进步的阶梯，也是收藏文化传播的载体，强调收藏人士学习研究，则书籍的编写出版自然应该符合市场需求，编写要考虑对象和层次，书籍内容也须经过严格的专业审核。只要不断学习，善于学习，更多的收藏家就会脱颖而出，收藏界学习研究的气氛将不断增强，一个充满生机的收藏界必将对推动中国和周边文化繁荣带来助力。
(图为胡平向日本大阪产业大学校长濑岛顺一郎赠送纪念册)
二、我对古陶瓷收藏诸问题的思考
第一，收藏之路的循序渐进
我出生于上海市松江区的浦南乡镇，我的收藏之路是从捡拾古陶瓷碎片起步的。由于身处乡村，田野河滩和小路上的古瓷片随处可见，瓷片上的纹饰和釉彩经常会使我留恋忘返，随之就引起了收集的兴趣。后来通过反复比对和请教懂行的人，逐渐加深了对古陶瓷内涵和外延的认识，最终在经济能力可以支撑的条件下，我开始了重点收藏明清古陶瓷的历程。
对于藏品的种类，我的意见是不要先设定一个框框，因为这样对于收藏者来说会有作茧自缚的感觉，也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进展。先泛后精，循序渐进，量财而收，愉悦身心，这是收藏者应该具备的基本认识。古陶瓷的收藏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收藏的品种、收藏的数量和质量、收藏品的鉴定和研究。收藏必须讲究数量和质量，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收藏的数量和质量是两个概念，数量多不等于质量也会随之上升，而质量高也不会意味着数量上有所增多。根据我的收藏经历，质量的提高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鉴识没有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收藏者大多只能在藏品数量上做文章。而数量上达到一定高度后，由于对古陶瓷认知程度的加深，以后的收藏就会在质量上下功夫了，这也可以说是带有普遍性的收藏规律。总之，在收藏的进程中，质量是不能强求的，但是一定要考虑数量的积累，这里也体现出哲学中从量变到质变规律的作用。
藏品的鉴定和研究对大多数收藏者来说至关重要，但又是难以解决的。即使一些大师、专家也不例外，有时也会看走眼。只是他们相对来说见多识广，更在于他们有话语权。对一般收藏者来说，我的感悟主要是“六多”：多看书、多实践、多比较、多请教、多总结，还有一点就是多看假货作比较。这“六多”中最后一多最为重要，因为赝品的大量存在并非一纸禁令或道德说教所能清理，历朝历代都有造假现象，尤其是历史上凡遇收藏盛世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需求促进供给，这是经济学阐明的一个普遍规律。因此既然市场上赝品充斥，收藏者就只能通过赝品与真品的比较来提高自己的鉴识能力。从收藏角度来看，藏品的鉴定应该是古陶瓷收藏中许多问题的核心所在，是每个收藏者呕心沥血都想有所突破的关键问题。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寻求在这方面的突破，主要是通过对藏品的反复比较与研究来实现的。目前虽然我已成长为一个收藏家，但我仍然觉得还需要不断努力，学海无涯，只有不断努力，才能不断取得古陶瓷鉴赏水平的实质性提升。
第二，收藏家的素质和从师的重要性
中国目前收藏的人数很多，队伍很庞大，据粗略统计有七千万人在从事各种类别的收藏，这是时代造成的文化现象，是值得庆贺的。当然我也要指出一点，就是这七千万人群中，绝大多数只是普通的收藏爱好者，而能够称得上收藏家的可能只有千分之一不到，至于大收藏家则更少了。一个搞收藏的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必须要有德才两方面的素质，同时机遇也是不可少的，有时机遇在收藏家的成长道路上具有关键作用。
我今年在中国长三角收藏研究会的团拜会上发表演讲，其中就谈到收藏家的素质，谈得很详细，归结起来就是以下三点：一是从事收藏要讲道德，道德的高尚与否始终是评判收藏家等级的主要标尺之一；二是才识，这是从事收藏事业的核心因素；三是机遇，有时机遇可以对收藏成功与否带来决定性影响。要想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收藏家除了自身努力外，其他的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有幸结识了许多国内知名的收藏鉴赏家并得到他们的指导，这对我成长为一位国内较有影响的收藏家是重要的动力。如李知宴先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协会原副会长）等是中国古陶瓷鉴定权威，在鉴定我的藏品时总是认真剖析各个器物的工艺特点，使我学会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认识同类器物的方法。一些民间著名的文物鉴定人士以他们独到的视角进行鉴赏，我从他们那里真切地感受到实战的极其重要性，也深刻体会到理论往往滞后于实际的道理。文史方面的专家学者也是我学习和研究古陶瓷的良师益友，他们指导我如何把古陶瓷的鉴赏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使我对古陶瓷的认识跃上了新的台阶。还有媒体的传播是极为重要的，它一方面提升了我自己的信心，一方面也促使收藏家不断去寻求突破和超越，并能进一步证明自己作为收藏家的鉴识和实力。
第三，精品就是文化和工艺的代表作
古陶瓷是先人所留存于世的工艺品、日用品，它的重要性首先就在于可以资治存史，其次是提供后人进行工艺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后才成为人们收藏活动的重要对象。
因此古陶瓷中蕴含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坚实足印，任何一件古陶瓷，即使并不完美或仅仅是一块残片，都是值得珍视并予以保藏的。然而收藏毕竟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点，收藏家所追求的并非一般日用古陶瓷，而是代表当时工艺高度水平的艺术珍品。因为从收藏的层次来说收藏家追求的东西和一般收藏爱好者毕竟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个差异我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文化和工艺的代表”。一般来说普通的收藏品只能是一定历史时期人们日常使用过的器物，尽管通过研究这些器物，我们可以认识到某一历史时期文化和工艺方面的进步和特色，但无论如何这些器物是不可能成为“文化和工艺的代表”的。应该说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器物，在某一历史阶段也只能是极少数。所以从收藏家的层面来谈收藏品的文化魅力，我认为关键是藏品本身所反映的文化和工艺水平是否能够达到当时的高度水平，是否真正具有“文化和工艺的代表”这一标尺所蕴含的意义。前年我曾在著名的休闲旅游胜地上海雪浪湖度假村举办精品古陶瓷鉴赏论坛，论坛上展示了十件藏品，受到了前来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应该说这十件藏品都达到了当时陶瓷工艺的高度水平，称得上或基本称得上是当时“文化和工艺的代表”。从这一视角来欣赏这些古陶瓷，我们就会强烈感受到它们所蕴含的文化魅力，这种文化魅力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还会与日俱增。
第四，要重视针对赝品的正本清源
这个问题现在不仅收藏界在关注，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也经常谈到，在中国收藏队伍不断扩大的收藏热潮中，艺术品收藏市场中出现大量赝品是可以想见的，但赝品制造成为庞大产业链则始料不及。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如果任凭假货横行，如果我们的收藏界、我们的有关责任机构拿不出一个合理的遏制假货横行的办法和措施，那么长此以往，现在表面上看起来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古代艺术品市场终将会被假货所挤垮。从目前来说，我们比较容易预料的直接后果就是进入这一领域、这一市场的人数会大大减少，从而导致交易萎缩，并造成相关产业链的缺失甚至行业性崩溃。我想这一后果对于希望中国古代艺术品市场不断发展的人士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悲剧。近年来报载的热门话题之一是中国著名节目主持人和演员王刚所砸假古董的真伪，其实作为一档著名的娱乐性节目，我们从理性角度推断也完全可以知道所砸东西不可能存在真品，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议要么是无知，要么也是炒作。然而王刚用锤子当场把假古董砸掉，不但荧屏观众看了觉得过瘾，而且从社会心理分析的层面来讲，说明无论是收藏家还是普通观众，都是不希望赝品泛滥成灾的。特别是普通观众，他们中有很多人可能收看了一些鉴宝的电视节目后产生了收藏的兴趣，从而兴奋地进入了市场，以为有天大的财富在等着去取，实际的情形却给他们当头一棒，让他们受骗吃亏。可以想象，经历过这种创伤的人怎么会对这样的市场抱有希望呢？让热爱收藏的人不再抱有希望的市场怎么会有好的发展前景呢？总之，假货横行必将影响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同时严重影响民间收藏的健康发展，也给古玩市场中的一些不法之徒有可乘之机，中国的收藏事业现在确实已经到必须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第五，诚信交易和市场管理
多年来我一直在收藏圈中发展，因此对目前收藏行业的陈规陋习比较了解并作过初步探讨。我认为从收藏艺术品市场来说，重视建立和维护公平交易的重要性，建立具有制约作用的可操作的公平交易体系，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信所谓的陈规陋习是难以继续在市场上发挥影响的。目前中国的收藏交易中特别突出的是诚信交易问题，各地市场大多没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不解决，赝品泛滥是无从下手清理的。须知由于赝品在市场上大量出现，致使客户大量流失的事例不胜枚举。而且巨量的赝品对整个市场来说尤如肿瘤，既侵蚀着市场的肌体，也使收藏者望而生畏，非常不利于市场的做大做强。
事实上，市场要做的是管理工作和引领工作，还有就是信息的披露和沟通。建立一个市场是容易的，但要培育一个良性发展的市场却颇为困难，这里有许多影响市场生存发展的因素，如买家的因素、卖家的因素、地理位置的因素。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去过中国浙江杭州湾沿岸的一个古玩交易市场，据说这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形成的民间古玩交易市场，当时真品多，价格也低，人气由此聚集。但是过了几年，无奈周边地区均先后设立了同类市场，这里的地理劣势终于显现无遗，最后只能无疾而终。市场的引领和信息披露作用的发挥，这两点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重要市场信息的披露对提振人气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优化市场布局上也有连带效应。除了市场的成交量及成交总额等信息外，还有对市场后续的预测也应该是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认为现在不但中国的中小型市场，就是重要都市中的大型市场，其管理手段还是相当落后欠缺的，关键还是政府对这类市场相关信息的分析研究不够，也没有考虑从整个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进行系统布局以规划调控市场的发展。目前每逢周末，中国各地市场都出现规模不等的所谓淘宝团队，这也提示中国经济虽未进入运行的快车道，但民间资金的雄厚购买力仍然支撑着庞大的古玩艺术品市场，因此如果当局能够重视这种类型的淘宝团队，合理组织安排市场空间，以诚信交易为守则，那么中国收藏热潮还会持续推进，并因其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成为收藏文化的特有风景线。
第六，倡导大众的收藏娱乐
现在倡导大众收藏的专家很多，这也是时代的要求。收藏之乐是对于藏品的欣赏和研究，但这样的欣赏和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个人或极少数人，那么尽管也会有乐在其中的感觉，总的来说，对于推进民间收藏事业和做大做强古玩市场并不有利。从收藏家来说，他的藏品丰富了，眼界展宽了，影响扩大了，社会的责任心也必须随之增强，他达到了一定的收藏高度，接下去他所做的事情就必须考虑到社会影响，考虑到如何对这一事业有所积极推动，这也是收藏达到一定水平后自然而然要考虑的事情。如果一个收藏家总是喜欢独乐，沉湎于一大堆个人藏品，而缺少与他人交流，或不屑于同他人交流，那么这个收藏家也不可能真正有所突破了，他的收藏生涯也可能就此止步不前。我一直在想，生长在国家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对一个收藏家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套用一句古人的话，就是“三生有幸”。如果沉湎于个人收藏，不去考虑把自己的知识和藏品提供同仁参考和交流，不去积极支持作为大文化格局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收藏文化事业的发展，那么作为一个收藏家来说，内心应该是有愧疚的，即愧对国家，愧对社会，也愧对收藏事业。提倡大众的收藏娱乐有许多条路好走。现在媒体十分发达，通过媒体的引领，收藏这一过去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从事的事业，现在已经吸引了亿万人参与其中，这是提倡大众收藏娱乐的基本前提。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收藏不但具有文物欣赏的功能，还有投资意义在内，这是我们现在分析收藏动机中不能忽视的因素，也是无需忌讳的收藏现实。我认为以上两点可以说是提倡并积极参与大众收藏娱乐的现实大背景，也是收藏文化可以不断深化的有力保障。大众收藏娱乐的形式是很多的，如藏品的展示和交流，有关收藏话题的座谈会、专题展览会，依托于媒体的电视鉴宝等，总之是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大众参与，乐在其中。这方面的事情其实我已经参与了不少，比如通过电台、网络、报刊等多种媒体的传播，我的部分藏品得以与一般收藏者近距离接触，并一度成为收藏界热议的话题。
此外，作为大众收藏娱乐的重要设施，我十分重视民间博物馆的建设。去年，我在中国文化部门和当地政府的积极支持下，通过与著名企业家、上海雪浪湖休闲度假村董事长朱相梯先生的友好合作，在度假村环境优美的区域建立了上海市第一家私人古陶瓷博物馆—敦本博物馆。敦本博物馆内轮流展出的全部展品都是我的私人所藏精品，其中有不少藏品具有稀缺性和工艺代表性特点。这些展品吸引了周末前来度假的各界人士，包括不少外国友人，特别是一些收藏爱好者，他们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体得知地址后，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参观，对博物馆的馆藏和设施深表赞叹。现在这家博物馆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私人博物馆之一，受到文物界和收藏界专家学者以及媒体的重视。敦本博物馆被中国博物馆协会民办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评为：中国民间十大博物馆之一；该委员会于2013年7月1日批复敦本博物馆为“中国博物馆协会民办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我的一些藏品也已经收录到将在今年10月25日由该委员会出版的《中国民间文物档案提名展丛书》、《中国民间文物档案丛书》；国家邮政总局还为我特制、并发行了《中华文化名家胡平古陶瓷鉴赏收藏艺术成就邮票、明信片、纪念珍藏册》，也收录了我的一些收藏品（见照片）。这是对我三十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从事古陶瓷收藏事业研究的认可，也算是我对中国现代收藏事业作出的一点贡献吧！对此我很欣慰。
三、我所收藏的中国古陶瓷精选简介
上面已经谈过，通过三十多年的收藏实践，我的藏品已达到万余件之多，中国国内的媒体有过不少报道，但遗憾的是由于交流不畅等原因，日本的收藏界对我知之甚少。今天的演讲给我提供了一个展示藏品（照片）的机会，虽然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介绍很多，但我还是精选出了数件精品，希望大家能够由此而感受到我的辛劳和奋斗，并因此而喜爱中国的古陶瓷，能从这些藏品中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1.明早期（公元1368-1398年，日本的室町幕府时代）釉里红龙纹大罐。高46cm，口径30cm，底径28cm。这件藏品的制作年代是在中国明代的早期，大约在十四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这是我万余件藏品中最珍贵的一件，是敦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经权威专家学者和机构多次鉴定研究，认为这是明代第一个皇帝朱元璋的宫廷用品，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尚未发现第二件同类瓷器。此器的珍贵主要在于釉里红在当时还是属于正在走向成熟中的新型种类，烧制时对于炉温的控制难度极大，稍一不慎就会成为废品。这件瓷器的龙纹形象威猛，釉里红呈色明丽沉着，而且器型也比较大，因此是一件难得的中国古陶瓷珍品、孤品。经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中国网等报道后震动收藏界，李知宴先生评价它：“填补了中国古陶瓷的历史空白”。现由中国古陶瓷界权威人士及中国民间文物档案专家组推荐已收录到《中国民间文物档案提名展丛书》和《中国民间文物档案丛书》。
2.元代（公元1271-1368，日本的南北朝时代）釉里红刻花双凤纹梅瓶。高31cm，口径5cm，底径11cm。元代是中国明代之前的朝代，持续了大约近百年时间。当时釉里红瓷器的烧制还处在初创时期，因此成品率很低，留存至今的精美器物极为罕见。这件釉里红刻花双凤纹梅瓶不仅纹饰工艺精湛，釉面非常润泽，而且它的釉里红发色纯正艳丽，可以代表元代釉里红烧制的工艺水平。此梅瓶已收录到《中国民间文物档案提名展丛书》。
3.辽金（公元916-1234年，日本的平安时代-镰仓幕府时代）磁州窑系黑釉刻花执壶。高28cm，腹径13cm。辽、金时期是中国北方瓷器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占据了中原广大地区，使得瓷器既具有汉族的传统特点，但也混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审美情趣。磁州窑系是当时中原地区最重要的制瓷中心，它的黑釉刻花技术体现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此器刻花工艺精湛，牡丹纹简洁大气，整器完整无损，可称同类器物中的上品之作。已收录到《中国民间文物档案提名展丛书》。
4.南宋（公元1127-1279年，日本的平安时代）建窑黑釉描金兔毫盏，“子孙满堂”铭。高5cm，口径11.5cm，底径3.5cm。这件瓷器是南宋时期中国福建建州窑的产品，造型规整，兔毫清晰有动感，所描金彩至今闪耀金色光芒。当时上流社会斗茶的风气十分浓郁，他们需要有与斗茶相配的茶盏，而福建建州窑的茶盏满饰黑釉，使斗茶时茶汤的色泽比一般器具更能显现其变幻的动感，因此倍受青睐。建窑产的茶盏在当时就是非常珍贵的斗茶器皿，保存至今的真品非常少见。这件器物尚有“子孙满堂”的铭文，因此愈益显示其价值不凡。已收录到《中国民间文物档案提名展丛书》。
（斗茶，唐代称茗战，是源自中国以比赛的形式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伴随着中唐贡茶制度的确立而出现，盛行于宋代。斗茶基于点茶法，以杯面的汤花、色泽和水痕出现的时间早晚为评判标准。优胜的茶会作为贡茶上供天子饮用，而较次的茶也按成绩决定价格。）
5.清乾隆（公元1644-1911，日本的江户幕府时代-明治时代）哥釉贯耳瓶。高22,2cm，口7.6×5.8cm。哥窑是中国宋代重要的名窑，它的主要特色就是瓷面满布开片，开片间可见金丝铁线，这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富有创新意义的烧制工艺和装饰纹样，为历代所重视并仿制。这件哥釉贯耳瓶就是清代乾隆年间中国瓷都景德镇官窑所仿，造型端庄雅致，工艺达到了哥釉烧制的效果，体现出清代乾隆年间皇家风采、也体现出在仿制宋代著名瓷窑器物上的高度水平。已收录到《中国民间文物档案提名展丛书》。
6.清乾隆官窑青花粉彩两面开光花鸟纹赏瓶一对。高42.5cm，口径12cm，底径12cm。这件清代乾隆年间的瓷器属于官窑所制，底部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题款。青花色泽典雅，花鸟纹画工精细流畅，釉面非常温润，是乾隆官窑粉彩花瓶的典型作品。从风格上欣赏，我们可以看到绘画笔触的精细和粉彩色泽的雅丽，可与著名的雍正粉彩官窑器相媲美。可贵的是，花瓶不但保存完好而且成对，因此专家认为是目前国际市场上极受藏家欢迎的清代官窑瓷器。已收录到《中国民间文物档案提名展丛书》和《中国民间文物档案丛书》。
7.清光绪官窑冬青釉赏瓶。高32.9cm，腹径20cm。光绪是清代后期的年号，这个时期中国陶瓷生产又有新的发展，工艺水平除继承传统之外又有许多创新。这件光绪官窑冬青釉赏瓶就是当时的精美之作。它的难度在于单色釉在烧制过程中要严格控制火候，以烧出色泽一致的效果。这件瓷器的釉面肥厚润泽，青釉发色极其雅致且全器上下色差极微，代表了当时窑工的高度烧造技能。此器底部有“大清光绪年制”六字题款，表明了它的官窑身份。已收录到《中国民间文物档案提名展丛书》。
8.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日本大和时代之前）模印连带纹陶上釉仿战国漆器耳杯。高7.5cm，口径15.5cm，底6×10cm。汉代距今已有二千年历史。耳杯是中国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日常用具，在古代墓葬中常见出土，但基本上都是漆器，釉陶质地的耳杯极为罕见。这件器物造型高古，摹仿战国时漆器耳杯的式样和纹饰，整体内外施绿釉，工艺精致。虽然因年代遥远，过去曾经埋于土中，因此表面已经形成釉与土相互结合形成的白色物质，但透过这层物质，我们仍然可以欣赏到耳杯绿釉色彩的艳丽。专家鉴定认为这样的器物保存至今非常不易，在藏品等级中属于珍稀之品。已收录到《中国民间文物档案提名展丛书》和《中国民间文物档案丛书》。
9.宋金（公元960-1234年，日本的平安时代-镰仓幕府时代）时期白釉刻花梅瓶。高28.5cm，口径5.5cm，底径10.5cm。这件梅瓶属于宋金时期磁州窑系产品。磁州窑系规模很大，产量也较大，生产的大多是日用品，作为观赏所用的梅瓶之类的器物制作并不多。这件梅瓶的装饰刻划极为简练，波纹线条刀工自然流畅，造型古朴典雅，釉面因年代久远而自然形成冰裂纹，整器极具审美情趣。从传世器物来看，属于磁州窑系列的同类梅瓶数量很少，保存完整的更难已见到，所以此瓶对于我们研究磁州窑系白釉刻划纹器物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已收录到《中国民间文物档案提名展丛书》。
10.北宋（公元960-1127年，日本的平安时代）龙泉窑青釉刻花篦纹双层碗（又叫诸葛亮碗）。高5.7cm，口径15cm。北宋时期，中国陶瓷史著名的龙泉窑尚处在起步阶段，工艺比较粗糙，纹饰也并不精致。但此碗胎体细腻洁白，釉层明快清亮，刻花潇洒生动，刀锋犀利纯熟，属于同时代龙泉窑的上佳之品。特别是花瓣中有细发丝的篦纹，为北宋龙泉窑青瓷所独有，这也是确认这件青瓷为北宋龙泉窑产品的依据之一。专家认为，如此精美的瓷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它证明北宋时期龙泉窑工艺已经基本成熟，为南宋龙泉窑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历史传说，这种碗的式样源自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日本的大和时代之前）的名臣诸葛亮（字孔明）。当时诸葛亮身体已经不好，司马懿派谴使者刺探军情，为了迷惑对方来使，设计了双层碗，用双层碗进餐，明示食可盈碗（让对方感觉到诸葛亮身体还健康吃那么多的饭，不敢贸然攻打。）实仅上层有饭。后世遂称此种双层碗为诸葛碗，造型以卧足浅盘与敦式碗叠套在一起，碗腹中空，足底面有一圆孔相通。故此碗也称为孔明碗。
我的藏品就介绍到这里。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国的古陶瓷虽然对日本古陶瓷影响巨大而深远，但日本人民在学习中国古陶瓷制作技法的基础上，能够根据本民族的特点予以创新发展，使日本古陶瓷在人类陶瓷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至今日本的陶瓷产业欣欣向荣，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为世界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作出了贡献。愿中日两国陶瓷界和古陶瓷收藏同仁携起手来，共同为推动东亚陶瓷文化的历史研究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