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欲平息“叛乱”必用兵，打仗却是最烧钱的事，当时国库存银仅数百万两，要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要千万两，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国库里特供宫中使用的钱财）又告罄，只得打起大内瓷器的主意。
　　清廷借洋款四处碰壁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迟至二十一（10月12日）接到湖广总督瑞的电报才知此事，并迅即于当日发布谕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镇压。八月二十二（10月13日），荫昌所带部队从北京出发。与此同时，清廷下令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部负责筹饷。当时清廷财政状况如何呢？荫昌在出发前曾去拜会度支大臣载泽，载泽当时告诉他，度支部正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作为军费。因为这时国库的存银只有数百万两，但要想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银上千万两。
　　清廷最初计划先借银500万两。按照清廷的设想，借洋款应该不是难事，因为也就在不到半年之前的5月，外国银行刚刚与清廷签了协议—借款600万英镑。而且，这次借款还是外国银行主动或者说逼迫清政府借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清廷与英、德、法三国签订借款合同。当时的合同规定，三国平摊，借给清政府550万英镑，用以修筑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当时英镑和白银的汇率比大约为1：8，也就是说，此笔贷款折合成白银不低于4400万两。
　　此合同草签之后，由于铁路建设在当时是高回报项目，美国政府不肯放过此“肥肉”，便向清政府抗议并要求加入借款阵营。如此一来，三国借款变成了四国借款，借款额度也增加到600万镑，折合银4800万两。
　　经此事件，清政府自然有理由相信，区区500万两借款应当是手到擒来的。但向外国银行借款的设想最终落空—因为武昌起义之后，经美国动议，英法日德等西方各国曾有保持中立之说，也就是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民军。当时想向外国银行借款的，不仅有清政府，还有武昌的民军政府。根据当时大清驻英公使刘麟的转述，英国政府规定，无论是清廷还是民军，要向英国银行借款，须同时得到清廷、民军双方同意。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英国在华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以免得罪一方而招致不测。但清廷和民军此时正处于交战状态，岂能同意对方借款？
　　外求不成，只好内顾。财政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开始另想他辙，变卖大内瓷器以充军费，就是其中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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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起义爆发后，八月二十三（1911年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节制湖北兵马和各路援军。但袁世凯并未立即答应出山，他先以旧伤“足疾未愈”、又新添“左臂时作剧痛”为由婉拒，继而又向清廷提出八项要求。得到满足后，才于八月三十（10月21日）正式出山。
　　袁世凯所提的八项条件之一，是筹措银三四百万两作为军费。为了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隆裕太后先于八月二十六（10月17日）拨内帑银20万两交袁世凯赈济湖北灾民，又于九月初六（10月27日），拨内帑银100万两给袁世凯作为军费。
　　但面对各省、各处纷纷伸出要钱的“手”，支撑财政数月之后，隆裕太后再也无能为力—宫中私房钱此时已被隆裕花得差不多了。
　　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又告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库空如洗、军饷无着”的局面愈发严重。这样的状况，直到九月十九（11月9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也无改善。
　　无奈之下，十一月十一（12月30日），袁世凯、绍英（时为署度支大臣，相当于代理财政部长）奏请将盛京大内（今沈阳故宫）、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出售，以救目前之急。
　　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获准后通知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并派妥员前往盛京和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清点大内瓷器，再运至京城变卖。十一月十一（12月30日）上折，第二天，袁世凯接见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北京的代表，告知隆裕太后已经批准变卖盛京大内瓷器的计划，并表示由于他本人远在北京不易办理，希望赵尔巽在沈阳大力襄助。十一月十七（ 1912年1月5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就此事第一次电奏内阁，提出将瓷器运送到京困难不少，希望在沈阳进行登记和变卖等工作。在电报中，赵尔巽还说，盛京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变卖了，也筹不到多少钱，进而提出将其他宝物也变卖的建议。
　　十一月二十一（1912年1月9日），赵尔巽进一步报告了盛京大内所存宝物的数量和价值—数量超过万件，价值3000万两左右。由于东三省是清朝龙兴之地，盛京大内自然藏有众多见证清朝创业以来之什器御物；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全国罕见、不易寻得的书籍等。尤为贵重的，还有如爱新觉罗氏佩剑、乾隆皇上所遗之石砚等。据赵尔巽的估算，价值应在3000万两左右。为了变卖方便，赵尔巽还让人编写了一部藏品目录。
　　外国商人对大内藏品很感兴趣
　　当时变卖大内瓷器一事由当时负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交涉司”牵头。获悉清廷要变卖大内藏品后，外国商人十分感兴趣。
　　第一个表示出购买意向的，是法国商人李那儿。在法国驻沈阳总领事贝铎的陪同下，宣统三年十二月初，李那儿亲自到沈阳故宫参观查验，并请贝铎从中说项。李那儿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各种瓷器约有十万零三千件后，表示愿出价40万两将此批瓷器尽数购买。同时提出，如果双方同意成交，等瓷器运到天津交割完毕后，立即在天津付款。
　　接踵而来的法国商人魏武达的准备工作明显不如李那儿，他没能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瓷器的数量，只好转而请赵尔巽将瓷器逐件开列详单以便开价。不过，魏武达同样表示要将这批瓷器全部购买。
　　前文已述及，赵尔巽对这批瓷器等大内藏品的估价是3000万两，而法国商人只肯给40万两。这种过于露骨的趁火打劫行径，让赵尔巽无法接受，于是他复电拒绝。至于魏武达想要藏品清单的要求，赵尔巽则予以满足。
　　清帝逊位，袁世凯叫停买卖
　　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原来主张变卖瓷器的袁世凯立即转而反对售卖这批瓷器。
　　刚刚担任临时总统第四天，日理万机的袁世凯即追问沈阳故宫这批藏品的下落。在听说有人想私下将这批藏品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二十九下午，袁世凯给赵尔巽发去紧急电报，表示“此事关系甚巨”，要求赵尔巽迅速查明究竟有无其事并立即回复。
　　腊月二十九，举国正在忙于中国一年中最隆重的春节，袁世凯在此时追问沈阳故宫藏品的情况，可见此事之紧急与重要。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赵尔巽不敢怠慢，当晚给予了回复，表示如此重大的事情，谁敢自作主张就卖给外国人。同时，赵尔巽要求袁世凯告知要私下卖这批瓷器的“有人”究竟是谁，以便追查。
　　得到赵尔巽并无此事的答复后，袁世凯在除夕夜回电表示，既然没有此事，那就不再追究了。
　　发电追问沈阳故宫藏品下落，或许只是精于权术的袁世凯试探赵尔巽的虚晃一枪。但袁世凯的追查意味着叫停了关于大内瓷器的买卖。
　　身为大清内阁总理时，袁世凯“崽卖爷田心不痛”，提出售卖大内瓷器；摇身变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主动叫停售卖大内瓷器。其实，不论是昔日的晚清还是斯时的民国，财政依旧还是那个紧张的财政，人依旧还是那个人，身份的改变却带来截然不同的政策。个中的反差，令人深思。但无论如何，这些无价之宝没有流出国，总是值得庆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