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全国最早公开发文放开农药经营的海南，经历毒豇豆事件后，收紧农药经营政策。刚刚出台的《海南经济特区农药管理若干规定(修订案)》明确提出，自11月1日起，海南实行农药批发专营特许制度及农药零售经营许可制度，其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据8月10日《南方农村报》第6版报道)。

　　新政甫一公布就立即引起业界的强烈关注。目前，农药经营政策恰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现有《农药管理条例》有关农药经营的条款已不符合农药市场现实，基本形同虚设，甚至沦为个别单位牟利的工具，业界有关“放开农药经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的呼声日益高涨。参与《农药管理条例》修订的专家也向外界透露：修改草案中取消了农药经营主体的限制，只要符合一定条件，个体户和企业均可参与市场竞争。

　　不过，农药经营管理制度何去何从，并非没有争议。特别是海南毒豇豆事件过后，曾经一度被认为农药管理改革先行者的海南，俨然成了农药市场失管的反面典型。而此次其与《农药管理条例》修订思路背道而驰，再行农药专营，也让人们对即将出台的国家农药新政有些许担心：海南农药新规毕竟是在出现药残事件、经历13年放开经营后作出的修订，它会否对《农药管理条例》和其他地方法规的修订产生影响？

　　放开农药经营的改革思路会否发生变数，一时尚难判断，还有待农药管理部门正式回应。不过，细细回味海南农药管理政策从收到放，再从放到收的过程，却也反映了各级农药管理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两难处境。

　　无论从经济理论上讲，还是从《行政许可法》的角度考量，放开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专营早应退出历史舞台。政府可以设定行业准入门槛，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来达到汰弱留强、加强监管的目的，但不能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强行规定辖区内的农药经营网点数量，农药实行政府定价更是完全背离市场经济的规律，不值一驳。

　　但问题是，地方农药管理部门面临的压力也显而易见。毒豇豆事件险些葬送了海南多年来倾心打造的北运果蔬的区域品牌，加强农药监管自然是这一事件善后必须要做的工作。而就海南的有关制度环境而言，在全国率先放开农药经营难免被认定为这一危机事件的罪魁祸首。

　　而目前来看，能否做到有效的市场监管，核心问题恐怕不在于放开经营还是专营。正如南方农村报在报道中所分析的，即使如新政所说实施专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难题依旧无法解决，而且政府主管部门权力过大，还容易引发权力寻租的腐败问题。

　　监管的问题，专营解决不了，放开经营恐怕也难有效解决。目前，中国农药市场的混乱格局不是局部问题，也不是某个环节的问题，可以说是系统性问题。一来，农药生产企业分散，准入门槛低，农药生产许可证严重超生，全国4000多家农药企业的数万个产品鱼龙混杂，竞相进入市场；二来，农药经营分散，遍布乡镇各个角落，农药经销商不受约束，几乎无从监管；三来，农业生产经营分散，农民购买使用农药无从监督，前两者的混乱局面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分散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的，庞大的小农经济为低劣的农药生产经营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不难看出，在农药管理的问题上，如果生产的源头和使用的终端无法有效控制，只是在经营环节来回折腾，无论是专营还是放开经营，最终都只是徒劳。监管的效果并不会因为专营就会有所改善，而付出代价的则是广大农药经营者。

　　从长远看，我们必须认识到，滥用高毒农药、假劣农药盛行的问题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必须把生产、经营、使用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多处发力，而加强农民的组织化建设，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无疑是根本中的根本；就现实而言，放开农药经营已是大势所趋，海南农药新政重走回头路显然是缘木求鱼，这种折腾无益于农药市场的良性发展。作为地方农药管理部门，即使无法一下解决农药管理的结构性问题，也应该尽己所能，本着市场经济的原则，从设置经营准入门槛、提高经营者素质入手，做一些基础性的探索。水滴穿石，坚持终有成效，而不是将监管的难题和成本转嫁给经营者，期望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