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和东南亚、中东及欧洲的一条相互交换器皿、交流文化的通道。在这条没有交通斑马线的航道上，中国瓷器可谓是一大重要元素，让我们通过航道下的水下沉船，找回些许关于中国瓷器在“海丝”路上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吧。

　　时光倒流，回到1127年。这年，宋高宗赵构南渡称帝，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因为中原失落，战事频仍，国库难继，宋高宗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他组建舰队，改善港口，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中国进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

　　在这时期，“南海I号”作为一艘驶往西亚的大型商船，在浩瀚的海洋上劈波斩浪，闪烁着宋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触礁沉没了，连随数以万计的器物，沉入海底。

　　水下沉船的价值，最为人所看重的其实并不是沉船上的那些穿越时空的宝藏，而在于沉船可以还原历史，在于沉船上的器物所蕴藏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沉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真实的见证。

　　800多年后，“南海I号”被打捞上来，真实的历史浮出了水面。她是一艘宋代木质尖底船，它全部装载的文物约有6万件。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品种极为丰富，超过30种。这些瓷器窑口众多，包括了福建德化、福建磁灶、浙江龙泉和江西景德镇等南宋名窑的瓷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于福建泉州的德化窑和磁灶窑。特别可贵的是，出水瓷器中不少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显然这些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其中有类似阿拉伯手抓饭时使用的“喇叭口”瓷盘。据估计，德化窑的瓷器数量约占五分之一，且大多数可以鉴定为国家一级和二级文物。因而，有不少专家认为，“南海I号”应该是出发自刺桐港，即今天的泉州港。

　　梦回南宋。通过对沉船遗迹、遗物的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复原出一个800多年前的“南海I号”和繁荣的宋代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场景。

　　大约在南宋初年，一位从事国际贸易的印度富商来到中国，他将满船来自南亚、中东等地的香料、玻璃器皿和象牙等珍贵货物迅速销售一空，然后前往福建、广东等地采买商品，准备返回南亚、中东等地销售。印度富商乘着改良型的福船首先来到“东方第一大港”泉州这一中国商品的集中地采买瓷器、茶叶等物。采买完毕后，印度富商乘着商船缓缓驶往东南亚、南亚及中东地区。一些来自印度、阿拉伯的商人和旅行者也跟随商船一起返回故乡。归程却是终程。商船出发后不久便由于船体爆裂而倾斜，满载的货物纷纷滚落至海中，商船也缓慢沉没至海底。船上的富商和船员纷纷弃船逃生，也顾不得那价值不菲的黄金饰品和满船的货物……

　　宋代，是中国瓷器第一个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对比明清时期华丽的珐琅彩，宋瓷以优雅的单色釉著称，被不少瓷器爱好者奉为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宋代，景德镇因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闻名于世，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将瓷器贩运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

　　外销的瓷器，在古代，大多作为重物“压舱底”。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况时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有专家考证，目前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宋瓷，大部分都是当年广州的外贸商品。在清代，可用“器行天下”来形容当时景德镇瓷器风行的程度。康熙年间，景德镇是外销瓷的主要产地。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

　　一方瓷器的繁荣，带来的是文化经济的繁荣。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宋代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著名对外贸易港口附近出现了不少瓷窑，如“南海I号”上发现的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磁灶窑瓷器等，就是当年著名的外销瓷。考古学家曾在磁灶窑发现过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贸易口岸“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沧海桑田，时空变幻。在泉州德化的屈斗宫古窑址，长达50多米的宋元古窑诉说着当地陶瓷业曾经的辉煌。自宋以降，德化陶瓷大量外销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输出产品。如今，德化仍然是中国重要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传统瓷雕、西洋工艺瓷、日用瓷等产品远销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陶瓷工艺品出口量排全国第一。

　　一坯瓷土，在国人的手中，变成实用的生活用品，或幻化成带有生命的艺术品，这本是一种奇迹。而通过漂洋过海，让这些生活用品或艺术品，在国门之外的他乡展示、交流、闪光，这更是一种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