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永乐通宝”和永乐官窑青花瓷片

提起郑和航海，国人的感情相当复杂。或许既包含着自豪，又包含着痛心与不甘。明明达·伽马百年之前，郑和已经完成了规模更大的航海壮举，为何近代以来我们还是落后了？或许正是这一东西方现代化进程现象级的矛盾，使得1905年梁启超先生撰写《我国的大航海家郑和》一文之后，郑和研究百年来持续受到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与热议。明代中期，郑和航海的档案资料因政争而付之一炬，使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那么郑和最远到达了哪里呢？

目前残留的关于郑和船队航海的几种一手文献，主要有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费信的《星槎胜览》、《明实录》的相关记录，另外还有十几通石碑（刘家港和长乐的两通最为重要）。这些史料记载的地点既有重合又有不同。如《瀛涯胜览》记载的最远地点是天方国（即今阿拉伯地区），而《星槎胜览》所记最远地点则可到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一带。明晚期的文献《郑和航海图》中标注有麻林地、慢八撒等地点，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地点可达东非赤道以南的肯尼亚马林迪、蒙巴萨。前辈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已有的文献资料展开。虽有人大胆提出郑和1421年曾环绕世界的论断，但也有不少学者坚持郑和船队最远可能只到达了阿拉伯地区。在讨论中，东非乃至东南非地区成为探讨中的关键地区。而1990年代以来，“郑和部下后裔”在肯尼亚的发现，更使得东非地区成为关注的焦点。

缘起——远方有国人

1994年，美国专业作家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在长达6年的调查访谈之后，出版了郑和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书中提到，当她在肯尼亚进行实地调查时，一位黑人告诉她，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肯尼亚沉没的一条中国商船幸存者的后裔。这一情况颇不寻常。口述历史本身虽然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会导致信息的变化和流失，但这些信息原非空穴来风。

1999年，《纽约时报》的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受到李露晔作品的启发，重新探访了肯尼亚，也听闻了同样的故事。在拉穆群岛附近遭遇海难的中国船员游到了岸上，得到了当地人的接纳。他们便定居于此与当地人通婚，留下后人。纪思道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这些中国船员很有可能是郑和的部下。自此之后，帕泰岛上的居民便被冠以“郑和部下后裔”，名声大噪。

海外记者的这些报道很快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关注。2002年起，《人民日报》驻南非记者李新烽先生多次造访肯尼亚拉穆群岛，撰写了大量报道，并在此后出版专著《非洲踏寻郑和路》。在调查中，发现了帕泰岛上西尤村（Siyu）的自称是中国人后裔的沙里夫家庭（Mwamaka Sharifu）。此后，肯尼亚的“中国人后裔”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5年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将此事推向了高潮。基于媒体、民间的各界关注，国务委员陈至立指示，要求学者介入相关研究。2005-2006年，考古专家张葳、秦大树、阎亚林、王光尧等人先后两次赴肯尼亚调研，发现了众多与中国相关的遗迹遗物。在此基础上，2010-2013年，北京大学教授秦大树先生主持了肯尼亚马林迪地区陆上考古和瓷器调研工作，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是肯尼亚陆上考古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而郑和船队是否到达过东非，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因这次考古工作显得渐渐清晰。

发掘——挖一抔故乡皇土

考古队以肯尼亚马林迪地区为核心进行发掘，意在探究中国明代文献中屡屡提及的“麻林”、“麻林地”。依据11世纪阿拉伯人伊德里斯（al-Idrisi）的记载，古代的马林迪位于一条大河的河口地带。今天的马林迪市内的老城遗址和附近的曼布鲁伊遗址正好处于萨巴基（Sabaki River）河口的等距两端。两地地表至今均存有镶嵌有中国明代瓷片的高大柱墓。因此，考古队将考古工作的重点定为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在前者12处地点、后者5处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两地发掘出土中国宋代至民国瓷片达一千片以上，这为古代中国与非洲的早期联系提供了重要证据。

其中2010年，笔者所在的考古探方出土了两件可能与郑和航海相关的重要遗物——“永乐通宝”和永乐官窑青花瓷片。

2013年，美国考古学者在拉穆群岛的曼达岛又发现了两枚“永乐通宝”铜钱。“永乐通宝”虽然能够给予我们非常丰富而美好的想象，但若细细思索，它们似乎并不能独立承担起证明郑和曾经到达过东非海岸的重任。

作为一种货币，普通人即可获得“永乐通宝”。它既有可能是被郑和携带至东非的，也有可能是被中国民间商人走私而来，还有可能是通过中东商人的中转贸易带来的。相比较而言，永乐官窑青花瓷则应是郑和船队抵达东非海岸更为有力的证据。

自宋代以来，政府对官窑瓷器的流通就有很多限制。从考古发现来看，宝丰清凉寺汝窑址、杭州老虎洞修内司官窑址、景德镇珠山御窑址均存在落选品和残次品就地打碎掩埋的现象，表明即便瓷器烧坏，也决不允许流入民间。这表明了政府对官窑、御窑的强力控制。《明实录·宣宗实录》和《明实录·英宗实录》中分别记载有太监因“所造御用瓷器多以分馈其同列”而被斩首和禁止御窑瓷器馈赠货买的条文。王光尧认为，明成化以前，御用瓷器流落民间的可能性极小。在明代，官窑瓷器主要有四方面用途：宫廷用瓷、王府用瓷、对内赏赐用瓷和外交用瓷。从这四种使用方式来看，基本排除了民间商人携带官窑瓷器至东非的情况。最有可能导致永乐官窑瓷片运抵东非的方式就是外交用瓷，而永乐时期大规模的远航活动唯有郑和航海。郑和船队馈赠官窑瓷器的对象只可能是当地首领或权要。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中国明代官窑瓷器作为礼品在中东、东非之间转手的可能性，但是明初官窑瓷器在曼布鲁伊遗址的发现，作为物质证据，大大提升了郑和船队曾经抵达东非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官窑瓷器在肯尼亚沿海地区的发现并非孤例。在瓷器调研中，秦大树先生等人发现，在距离马林迪不远的格迪古城遗址、塔纳河古河口的乌瓜纳遗址均发现有明初龙泉官窑瓷器。众多官窑瓷器、瓷片的发现，为郑和船队抵达东非的物质证据增添了颇具分量的砝码。

郑和航海是中国探索海外世界的一次高潮。实际上，从唐代晚期开始，就有大量以陶瓷为代表的中国商品抵达了东非海岸。这一情形相延近千年。在此背后，可能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人和他们的商品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心——仰望CHINA

东非沿海的柱墓是当地特有的墓葬形式，这些柱墓上往往存在很多小龛，用以镶嵌来自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陶瓷产品。这一现象为考古工作提供了线索，又成为我们思考中国瓷器在东非社会功能的起点。

在东非出土的主要中国瓷器种类是碗盘，其原本的功能是用于餐饮。与东非当地生产的陶器乃至进口的伊斯兰釉陶相比，中国瓷器的精美有目共睹。这种精美延展并突破了它原有的实用功能。在东非沿海传统的斯瓦西里房屋中，往往有一面布满壁龛的墙。墙体每个龛中会陈设一件来自海外的精美器物。中国瓷器往往占据了多半的墙面空间。为什么要展示中国瓷器呢？

东非海岸地区位于是非洲大陆与外界沟通的重要窗口，当地商业活动十分发达，社会中的上流阶层常常从事商业贸易。海外商人如果想在东非沿海港口开展贸易，必须在当地寻找合作者。当地人希望与海外商人合作来赚取利润。根据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游记我们可知，在当时的东非海岸，外来商船靠岸时，总会有当地名流的仆从携带着食物邀请海外商人去家中做客。在做客的过程中，壁龛中的中国瓷器被视为财富的象征物。同时，主人会在用餐时特意取用中国瓷器，表达主人对客人的重视。这一过程表明，中国瓷器作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是当地商业贸易的过程中的重要道具，甚至具有礼仪性的功能。

在柱墓上开壁龛镶嵌中国瓷器和伊斯兰釉陶，部分应是来自房屋展示壁龛的启发。除了柱墓的四周壁面，墓柱的顶端或高处往往也装饰有中国瓷器。这就形成了仰视视角。从视觉空间的“高”，表明了柱墓和中国瓷器使用阶层的“高”。这似乎更能说明中国瓷器的地位。从平面位置来看，高大的柱墓往往与高规格的星期五清真寺毗邻，是整个聚落空间的核心。从聚落平面空间的安排，到柱墓立体空间的营建，似乎都意在突出柱墓墓主人的中心地位。永乐官窑青花瓷片，正出土于马林迪区域（包括格迪遗址、马林迪老城遗址和曼布鲁伊遗址）规模最大的柱墓附近几米处。它很可能原本就镶嵌在柱墓上。另外，柱墓附近区域也是中国瓷片出土数量最多的区域。柱墓规模与瓷片规格、数量如此相称，似乎表明当地居民完全了解这件瓷器的等级和柱墓墓主人的地位，而将大量瓷器、高级瓷器用于柱墓之上应正是对墓主人权力、地位或财富的认定和标榜。

房屋和柱墓的例子表明，中国瓷器深入参与了当地商业活动的完成、社会等级的标识等过程，大大延展并突破了原有的餐饮功能，在当地社会中，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从此层面来看，中国陶瓷使东非沿海聚落社会平添一份来自东方的情趣与亮彩。

郑和是中国向海外探索的杰出代表。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他只是众多深具开拓精神的中国人中更为突出的一个。从考古发现来看，以陶瓷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早在唐代就已经远达非洲，并深入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物与人的互动中，获取了新的文化内涵，并改变和改善了消费地人群生活质量、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甚至在当地的等级制度和关键性活动中发挥作用。

明初官窑产品，为我们研究郑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当原有谜题的浓雾渐渐散去，或许更值得追问的是，到达远方究竟为了什么？究竟最终改变了什么？中国陶瓷，凝立于万里之外异乡柱墓的顶端，为东非沿海人群的生活增加新的可能与色彩，参与着东非沿海聚落的兴衰。五百年后，我们又来到它们面前，聆听它无声地诉说，初衷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