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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三大动力源

发布:2017-4-25 14:20:01  来源: 北京日报 [字体: ]

  “丝绸之路”的三大动力源

  冯天瑜

  “丝绸之路”是人类经济文化交流史上规模空前宏伟、持续时间最久远的大动脉。它反映出中华先民虽眷恋故土,但一旦获得推动力量,便激发出域外探险的志向和英勇无畏的远行精神。中华先民探幽致远的力量,包括军事外交的“凿空西域”、商业诉求、传道弘法。

  消弭军事威胁,谋求和平

  自西汉开始,中原人便把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阳关(今敦煌西南)以西的地带统称“西域”。凿空西域,即打破中国西北方向的障壁,开通到达西域的孔道。逾越长达万里的艰险绝域,须有强大的社会力量驱动。反观悠悠古史,由中原到中亚、西亚陆路的凿通,得力于军事外交的驱动。

  祈望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诉求。而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形成“御胡”与“拓疆”战略,至汉武帝时,“勤远略”得以大规模实施,汉民族的活动空间从黄河—长江流域扩展到中亚广袤的草原、沙漠和雪山之间。

  鉴于汉朝前期匈奴屡屡入犯塞内,对黄河中游农耕区造成破坏,甚至出现势逼长安的危局,汉武帝即位便用王恢计,诱匈奴入马邑,欲一举歼灭,却功败垂成。以后,武帝任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多次出塞,大破胡骑,奠定对匈奴的军事优势。宣帝时又“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出”,与乌孙夹击匈奴于天山之北。此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攻杀、分裂,南匈奴臣属汉朝。东汉时,汉匈战端再起,车骑将军窦宪率汉军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匈奴西迁,长达300年的汉匈战争告终,中原农耕文明得到一段安宁。汉朝的文明光辉,与西方的罗马文明相映照,使东亚文明与中亚、西亚、欧洲文明出现陆路交会的可能,这不仅在中华开放史,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空前的意义。

  商业诉求是西北通路开辟的又一动因

  然若深论之,这条中西通道的开辟,商业之力更在军事外交的先头。

  早在张骞西行之前千百年,沿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路的贸易通道早已存在,中原丝织品西传甚早,先秦典籍《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赠西王母“锦组百纯”,“锦组”即带花纹的丝织品,此为丝绸西传的最早记述。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著作中就有关于中国丝的记载;公元前3世纪,希腊、罗马称中国西部为“赛里斯国”,即“丝国”,可见其时中国丝绸已沿着中亚、西亚陆路运至印度、欧洲。不过,西汉以前从中原到西域一线,只有断续、零星的民间商贸活动,自西汉开始则进为持续、成规模的官民并行的物资人员交流。

  隋唐之际,西北商道进一步繁荣。唐代经营西域,规模超过汉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立州县;在碎叶、龟兹、疏勒、于阗设立四镇,丝绸之路更形畅达,中原人西行者愈多。唐代西行最远者,不是朝廷使节,而是对大食(阿拉伯)作战被俘的杜环。杜环是史学大家、《通典》作者杜佑的族人。杜环于唐天宝十年随西安节度使高仙芝与大食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军败,被俘往亚俱罗(今伊拉克巴格达南库法),行迹达波斯、苫国(叙利亚),于宝应元年附商船回广州,作《经行记》,书佚,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摘引数段,其关于西亚各国社会生活、伊斯兰教信仰的记述真实可信,如言及大食,“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法”。文中还录下唐朝被俘流落大食的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的姓名,是中国工艺西传的直接记载,尤其难能可贵。

  艰险而悲壮的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异军

  宗教作为人们对“终极关怀”不倦追求的产物,往往使信徒产生一种排除万难的精神力量,勇于孤行独往、百折不回地求经、传道,从而成为艰险而悲壮的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异军。如东晋僧人法显“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其行迹的遥远连“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略言之,有以下几类宗教信徒往还于丝路。

  一是外域佛徒沿丝路来华传教。原籍天竺(印度),生于龟兹国(今新疆库车)的佛教高僧鸠摩罗什,沿丝绸之路长途跋涉至长安传经,与真谛、玄奘并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南天竺人菩提达摩从南印度沿海上丝绸之路,航行至广州,北上洛阳,后住嵩山少林寺,创立禅宗。鸠摩罗什和菩提达摩是外域佛徒沿丝路来华传法的两位著名代表。二是中土佛徒西天取经。中国佛教徒不满足于域外带来的佛学经典,而亲往印度求经的不在少数,卓越者前有东晋法显,后有唐代玄奘。三是中土佛徒异域传道。如果说法显和玄奘的主要功绩是“西方求法”,那么鉴真则是“异域传道”的卓越典范。这些高僧凭着顽强意志和超常毅力,历尽艰难险阻,方完成文化传入或文化传出的伟业,确乎是人类交流史上的奇葩,令人景仰。

  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的遗迹,它从苍茫的古史走来,正延展为活生生的现代交通大动脉,联系着亚欧大陆东西两端诸文明。

  (冯天瑜,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

  赵匡胤与海上丝绸之路

  吕文利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随着指南针发明、航海术发展,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海上贸易量居世界前列,是当时最重要的海洋国家之一。要造就这样一个经济强国,除了得有马背上一统天下的魄力,更要具备除旧布新的精神。而宋太祖赵匡胤,就是这两种能力最好的诠释者。

  大宋初建时,领土大概只有今天的河南、山东全部,陕西、江苏、湖北大部,山西、甘肃各一小部。经过赵匡胤南征北战,到976年,宋朝已将南方大体平定,为日后东南沿海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除了平定南方,一统中原,赵匡胤在发展经济、促进海外贸易上也颇有建树。据说他刚登基不久,就有三佛齐国来朝贡。三佛齐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位于现在苏门答腊岛一带,唐代时就通过海路遣使向中原朝贡。来宋朝的三佛齐国使者所呈的贡物里有通天犀,是一种珍贵的犀牛角,上面有类似龙形的图案,“龙形腾上而尾少白”,左边有一个字形,定睛一看是“宋”字。而当时三佛齐国并不知道新王朝国号为“宋”,赵匡胤认为这是天意,遂大喜,就用这个犀牛角做成了玉带,每逢郊庙之祭必系之。此后,宋朝与海外各国和地区的交流日益加深。

  971年,宋军攻灭南汉后,赵匡胤就在广州设市舶司,这是宋朝设置的第一个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市舶司主要负责收税,包括船舶往来,贸易交流之事,是宋王朝拓展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贸易的重要窗口。

  当时在市舶司贸易的商品,中国方面主要是丝绸和瓷器,外国商品主要有象牙、犀牛角、香料等,其中香料以乳香为最大宗。乳香是乳香树分泌的树脂,可用来制造香,寺庙和百姓需求最大,也可入中药,治疗耳聋、中风以及“妇人血气”等,主要产于大食(现中东一带)、印度、波斯等地。这些地区的土人用斧头砍伤树皮,使树脂流出,凝结成块,之后用大象运送至海边,再由大食商人装船运送到三佛齐国进行贸易,最后由三佛齐国等东南亚商人运送至宋王朝的沿海口岸。这条线路也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海上丝绸之路支线。

  宋代皇帝一直注重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在宋朝,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在南亚、东南亚、欧洲和非洲都有宋代瓷器的出现。因此,人们又把当时的海上贸易线路称为“海上陶瓷之路”。

  要想打造海洋大国,光开设“海关”是远远不够的。赵匡胤还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大力推行偃武修文政策,使知识分子的地位迅速提升;同时,他鼓励科技发明和创造,亲力亲为给天下作榜样。史书记载他非常关心造船事务,还亲自到造船的地方观看,查看炮车,观看水战,表明他很重视科技事务。

  正是因为有皇帝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才使宋朝诞生了像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这样伟大的技术革新,这对当时的航海技术而言是一种飞跃式的进步。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的技术发明不久就在丝绸之路上传播开来,造福于往来商旅,尤其是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水手们帮助极大。也正是在航海上的广泛应用,使指南针得到一次次改进,并促进了西方新航路的开辟,进而成为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条件之一。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四面环敌的朝代。在赵匡胤统治时期,北方有辽等强大政权,通陆路去往中亚的丝绸之路被阻隔,因此他着力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重视文化科教,使航海术和造船术迅速发展,使国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因如此,宋代虽然始终危机四伏,却书写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灿烂的一页。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

  粟特人:丝绸之路上贸易担当者

  荣新江

  粟特(Sogdiana)是中国古书中记载的西域古国之一,亦为民族名称,活动范围在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在两河流域,分布着大大小小若干绿洲,以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最大,粟特人建立了康、安等一系列小国。一说他们的先民原居祁连山下昭武城(即今甘肃张掖),后为匈奴人所破,被迫西迁至中亚,故称“昭武九姓”。

  粟特人基本上活跃于中古汉唐时期,也是丝绸之路最发达的时期。

  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他们从小就跟着父母做生意,只要有利,再远的地方都要跑去做生意。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正是丝绸之路上东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或者商业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是游牧的匈奴、柔然、突厥这些王国,往东到中国,向西就是波斯、罗马。所以粟特何国有一个门楼,东面画中华皇帝,北面画突厥可汗,南面画印度的国王,西面画拂菻(东罗马)王。他们的民族性也是这样,四海为家,是一个世界民族。比如安禄山、史思明这些人到了中国就变成中国人,粟特人到了突厥便是突厥人,到了北方的契丹便是契丹人,到印度可能就是印度人。

  有意思的是,一直在粟特地区做考古的法国中亚考古学家葛乐耐(F.Grenet)教授,多年在粟特本土没有见过一张商人像。因为粟特人不表现自己为商人,玄奘说,粟特人本来是商人,很有钱,但是平常穿得很一般。玄奘西行一路上就是搭着粟特商队走的,特别是他回程的时候,还被粟特商人选为商团的萨保,就是大商主(商队首领)。

  在中国发现的粟特首领墓葬里,几乎都有商队的场面。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石椁上有一幅线描图,最典型的有两个画面,上面是他们打猎,因为他们在路上必须要打猎来补给,另外弄一些商品。下面是一个商队,因为画面很小,不可能画那么多,便用三四个人来表现商队的构成。其实商队一般都要两三百人一起走的,我们在佛经里面知道五百商人遇盗图,虽然500个商人也是多数,但是必须成群结队。近代那些探险队往外运古物的时候,仍然是结成很大的队伍过帕米尔高原的那些山口,否则的话就会被强盗干掉。

  在敦煌壁画里面就有“胡商遇盗图”,在《观世音经》里面说遇到各种灾难要念观世音名号,其中有一个就是胡商在山林里面遇到强盗怎么办?就念观世音,中间就是抄自《观世音经》的榜题。几个胡商样子的人,前面那个年岁大的人就是萨保。佛经是印度的故事,但从龟兹一直到敦煌,所有的画家在墙壁上画的商人没有一个印度模样的人,因为他们没见过印度的商人。印度跟中国的贸易都是粟特人承担的,所以画出来的样子都是粟特人。

  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贸易交往的担当者,导致唐朝辉煌文化中有相当大的因素是来自粟特的背景。比如说音乐、舞蹈,如果没有粟特人,我们现在的舞蹈就会像兵马俑一样呆板。粟特人到了中国之后,舞蹈全部转变了,九部乐主体上都变成了西方的音乐,变成了康国乐、安国乐、印度乐。粟特人将西方音乐舞蹈带来中国,所以安伽、史君这些人的墓葬图像里,看到大量的都是音乐舞蹈的画面。这些墓葬出土了之后,中国的音乐史、乐器史、舞蹈史恐怕都要重写。(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本版供图 古然

  史籍中的丝路故事

  古代历史上,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亚洲国家之间,流传着一些经济文化交流的史事,这里辑录如下:

  ●唐文宗保护阿拉伯商人利益

  唐文宗时,有个原籍呼罗珊(中亚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大致包括今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大部、塔吉克斯坦全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半部和吉尔吉斯斯坦小部分地区)的商人,从伊拉克买了大批货物到中国来卖。一次,唐文宗派出选购蕃货的宦官与这位商人在货物交易时发生争执,宦官把好的货物强行拿走。这位商人赶到长安告御状,唐文宗接见了他,听取了他的申诉,并下令彻查此事。得知商人上告有理,唐文宗没收了宦官的财产并对他说“不可欺侮外商”。唐文宗还革去了宦官管理宝物的职务,命他去看守皇陵。商人胜诉的消息很快传遍各大城市,对招揽外商产生了积极影响。

  唐文宗亲自过问外商的贸易纠纷问题,并秉公处理,反映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外商合法权益。

  ●隋炀帝举办“万国博览会”

  公元609年,为了进一步拓展丝绸之路,打破与西域的贸易壁垒,隋炀帝西巡至张掖(甘肃省),召开了“万国博览会”。西域27国君主、使臣受邀前来,当地十几万民众身着盛装,夹道欢迎,绵延数十里。为款待宾客,隋炀帝令人组织文物展,并举办宴会,演出来自印度、新疆、朝鲜等地的音乐和舞蹈。各国商人也闻风而动,赶来开展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来往道路上可谓车水马龙。这次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历时六天,形式之新、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人数之多,堪称史无前例。展览会过后,许多西域宾客、使节和商人还跟着隋炀帝返回洛阳。隋炀帝在洛阳端门外辟出一块场地,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杂技和舞蹈,声扬数十里,彻夜不休。他还让洛阳商人装点市容,沿街设帐,摆放酒食,邀请西域商人入座,醉饱出门,不收分文。

  公元七世纪的“万国博览会”,促进了中国和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体现出中国古代王朝对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视。

  ●“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

  伊斯兰“圣训”中有一句话,“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这句话在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诸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了贯彻这一宗旨,唐武德年间(618—626年),先知穆罕默德门下四位大贤来唐传教并学习中国的先进知识。大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三贤、四贤去世后,葬于泉州一座山上。相传,三贤、四贤下葬后,这座山夜夜都有灵光发出,百姓认为这是两位贤者显灵,就将该山称为灵山,他们的墓称为圣墓,即西方圣人之墓。灵山圣墓深得伊斯兰教徒尊崇,一旦遭遇艰难,人们就会来祭拜祈福,希望得到平安指引。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之前,特地来到灵山拜谒圣墓。灵山圣墓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兰教圣迹,与麦地那的穆罕默德圣墓、纳贾夫的阿里圣墓齐名,被誉为“世界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墓”。

  大量伊斯兰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交流、学习、传教,互通有无,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唐朝安居乐业的波斯人

  公元6世纪起,许多波斯(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一带)人由于战火侵扰迁入中国,得到了唐朝政府的善待。苏谅是唐懿宗咸通年间定居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的波斯人,和他的妻子都是祆教徒(祆教:古波斯国教)。他加入了中国军队,后来成为唐朝禁卫军的一名武官,担负保卫京师的重任。苏谅家族数代人都在军中任职。他们的墓志都是以汉文和古波斯文撰刻。李素则是在唐朝做官的波斯人,景教徒(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唐朝传入中国时译作景教),曾在司天台(天文机构)任职,主持翻译过很多天文学经典。他有六个儿子,都在长安工作,有的甚至成为负责祭祀、礼仪的官员。在长安,居住着很多像苏谅和李素这样的外国人,比如也在军中任职的景教徒米继芬及其子孙等。他们不仅能够从事各种职业,建功立业,还可以继续使用本国文字、历法,信仰原有宗教并建立寺庙,因此唐朝长安地区设有祆教祠、景教寺庙与摩尼教寺庙(摩尼教:古波斯教派)。

  苏谅和李素是当时生活在唐朝的普通外国人的缩影,他们不仅成功融入了汉文化,而且原有宗教、习俗、语言终身受到尊重和保护,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并举、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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