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著名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专著《努尔哈赤传》《清朝开国史》《古都北京》（中、英、法、德文本）《康熙帝大传》等，论文集有《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清史论集》《阎崇年自选集》，今年出版25卷本《阎崇年集》等。

　　宋代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瓶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大罐

　　明洪武青花怪石牡丹纹菱花式盘

　　清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纹杯之一

　　一个伟大行业，必有伟大英雄，必有惊世精品，必有动人故事。让我们通过重温御窑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从新的角度，以新的诠释，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工匠精神的动人魅力。

　　我讲的不是中国瓷器史，而是以宋元明清为时段、以御窑及其瓷器为主线的中国瓷器文化史。为什么选择御窑千年及其瓷器进行讲述呢？

　　瓷器是中国的一项创造，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个贡献。以一件器物即瓷器（china）和中国（China）在西方为同一单词，这是仅有的、唯一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知道瓷器，也都应当有一点瓷器文化与艺术的修养。中国瓷器的出现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有说两汉，有说魏晋，有说唐朝，也有说五代。至晚是在唐朝，瓷器已很发达。这有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发现越窑秘色瓷窑遗址，陕西西安法门寺出土秘色瓷器，海上考古发现大量唐代外销瓷器等，文物多例，均可作证。

　　御窑，以国家之财力，尽天下之资源，聚全国之巧匠，集士人之智慧，曾经烧造出不可胜计的精美绝伦的瓷器——在当时供皇帝宫廷专享，体现皇家之天宠尊贵与千载一得；而作为文化礼品和贸易使者，体现中华传统文化之礼仪四邦与艺术魅力。御窑瓷器经皇朝兴替传承，以不同方式流转，如今已经成为全民共有共享的国家财富、文化遗产，并且已经成为人类共有共享的文化财富、艺术珍品。故宫博物院现藏瓷器367000余件，多出自官窑，数量惊人，极其珍贵。由是，我关注御窑与瓷器的历史。

　　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赐名景德镇；景德镇开始“奉御董造”官用瓷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在饶州设置瓷窑博易务，就是瓷窑税务所；元朝在浮梁设立国家磁局，明朝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清朝则设立御窑厂——总算起来，御窑历史，约有千年。民窑历史，则更绵长。千年御窑历史，中华文化自信，从中可以吸取多元宝贵借鉴。

　　壹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大国工匠

　　在帝制时代，建筑、舟车、武备、器物等主要制造者是工匠。“工匠”，《说文解字》：“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匠，木工也。从匚、斤、斤，所以作器也。”工匠是既重规矩、又巧成器物的人。良工巧匠，尤为难得。但遗憾的是，中国旧文化史对工匠尊重不够，“士农工商”四民中，“工”居第三位，其社会地位，既不如士农，也不如商贾。重道轻器、厚士薄工——重道厚士可嘉许，轻器薄工应反思。在“二十四史”中，以纪传来说，帝王和将相是人物传记的核心，官员和士人是人物传记的主体，除《元史·工艺列传》外，工匠入传，其他诸史，一概鲜有。如明朝杰出的木工蒯祥、石工陆祥，为人宽厚，技艺卓绝，虽官至工部侍郎，《明史》却未入传。

　　清代景德镇工匠多时达10余万人，制瓷工艺多至72道，每一道都离不开工匠。千年御窑历史，涌现杰出工匠。讲一个故事：明朝万历年间，皇帝谕旨：景德镇御窑烧造大龙缸，并派太监潘相督陶。这尊大龙缸，体量大，技艺精，难度高，时限紧。太监潘相传旨：克期完工，完美无疵，奉送北京，否则斩首！御窑工匠，全心全力，夜以继日，烧成一炉，微有瑕疵，再烧一炉，或有璺，或变形，反复烧造，全都失败。太监潘相，督责更甚。御窑的工匠，或受呵斥，或遭鞭笞，惶惶不安，人人自危。万般无奈之时，万计无施之刻，窑工把桩（领班）师傅童宾，为烧成大龙缸，为工友的安全，面对熊熊窑火，纵身一跃，投入烈焰，以身殉职。当日熄火，翌日开窑。巨丽龙缸，豁然出窑。而童宾，身躯化作青烟，灵魂升上天空。童妻痛哭收尸，奠酒三祭，葬凤凰山。乡人感泣，尊为窑神，立祠祭祀。在今景德镇市古窑民俗博览区广场上，矗立窑神童宾铜像，高9.9米，重8.8吨，通高15.9米，庄严肃穆，气势雄伟。这个故事，感动天地，哀泣鬼神。正如清朝督陶官唐英所说：“一旦身投烈焰，岂无妻子割舍之痛与骨肉锻炼之苦？而皆不在顾，卒能上济国事，而下贷百工之命也，何其壮乎！”（唐英《火神童公传》）

　　工匠，为御窑烧造瓷器，献出了汗水、劳力、智慧和生命。其实，皇家御窑，窑火千年，动人故事，何只童宾！另如工匠陈国治，祁门人，爱心敬业，技艺超群。他获赠一副对联：“瓦缶胜金玉，布衣傲王侯。”（金武祥《栗香随笔》）再如工匠汪绂，婺源人，幼年丧父，家徒四壁，生活贫苦，“十日未尝一饱”。后到“景德镇，画碗，佣其间”。他劳作之余，刻苦研读，常年坚持，成绩超凡，著述26种182卷，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一起被写入《清史稿·儒林传》。

　　一个伟大行业，必有伟大英雄，必有惊世精品，必有动人故事。让我们通过重温御窑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从新的角度，以新的诠释，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工匠精神的动人魅力。2015年我应邀参加“童宾铜像揭幕及学术研讨会”，仰望矗立在景德镇古窑博览区广场的“窑神童宾”塑像，心情澎湃，肃然起敬，心底迸发要为伟大工匠精神高声讴歌、撰写实录的愿望。

　　重道轻器、厚理薄技，这是中华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一个弊憾。为什么中国近世落后挨打，割地赔款，备受欺凌？原因之一是，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明清以来，片面地将“器”蔑之为“雕虫小技”“奇器淫巧”，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以至科技落后，每受侵略，屡遭挨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我既关心物，更关心人。工匠“窑神”童宾是御窑史上的英烈，督陶“瓷神”唐英则是御窑史上的英杰。

　　贰 真做实干，精于管理的督陶官员

　　“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这是《诗经·大雅·文王》里的名言。御窑瓷器，首在得人，重在多士。御窑瓷器是凝聚绘画、书法、篆刻、雕塑、釉彩、设计等多种艺术及能工巧匠智慧的结晶。对于御窑的管理，督陶官员，责大任重。督陶官既是个肥缺，用人不当，祸害万千；又是个要缺，用人得体，成就斐然。在千年御窑史的督陶官中，出现过贪腐之徒。明宣德时太监张善到景德镇，侵吞精美瓷器，分送亲朋好友。后被告发，押回北京，斩首示众。太监潘相监陶，横征暴敛，鱼肉工匠，招惹是非，激起民变，影响极坏，后被调回。但更多的是勤能之官，清廉之吏。明成化时的督陶官何瓛（音桓），华亭（今上海）人，体恤百姓，为官清廉，年老退职，庶民相送。在乡安静，读书著述，卒年八十五。是“仁者寿”的一例。又如万历督陶官陈有年，余姚人，政绩显著，调回京师，官至吏部尚书。门无私谒之客，身有相伴之书。致仕回乡，出京那天，全部行囊，一箧旧书，一笥旧衣。同僚送行，见之落泪。到了杭州，家人来接，让买油布，苫盖房子，以遮漏雨。回到家里，不幸着火，房屋被烧，他租一间房子给妻子住，自己则住在庙里。死后，翻检屋中旧箱，只有三两银子。无法入殓，家人借贷，才算办了丧事。《明史》有传。史称陈有年“羔羊之节，骨鲠之风”，勤慎廉能，名闻天下。

　　再如清代唐英（1682—1756年），沈阳人。出身内务府正白旗包衣（奴仆）。康熙时在内务府造办处侍役。雍正六年（1728年），唐英受命以“内务府员外郎衔，驻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充驻御窑厂协理官。”这一年，他47岁。唐英初到御窑厂，于瓷器烧造，如自己所说：“茫然不晓，日唯诺于工匠之意，惴惴焉，惟辱命误公之是惧。”唐英面临新的职责、新的挑战，是退缩、应付，还是担当、奋进——放下官员架子，变外行为内行？唐英的回答是：“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唐英《瓷务事宜示谕稿序》）唐英苦学三年，做到“四不、四同、四学、四会”：第一，闭门谢客，“四不”：不应酬，不唱和，不访客，不出游：第二，放下架子，“四同”：同工匠，同吃饭，同劳作，同休息；第三，钻研业务，“四学”：学技术，学瓷艺，学窑务，学管理；第四，成为内行，“四会”：会制胎，会彩画，会釉料，会窑火。三年后，唐英说：“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向之唯诺于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唯诺夫工匠矣。因于泥土、釉料、坯胎、窑火诸务，研究探讨，往往得心应手。”

　　唐英贡献，主要有四：一则烧造精美瓷器。他经手瓷器上百万件，其中精品、绝品，既仿古，又采今，被誉称：“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如主持烧造的乾隆多彩釉大瓶“瓷母”，纵16层纹饰、横12面开光、施15种彩釉、集宋元明清各种工艺于一器，奇美精绝，巧夺天工，为世界瓷器史上的一座丰碑。二则瓷艺学术贡献。编写出《陶务述略》《陶冶图说》《瓷务事宜示谕稿序》等著作，填补瓷艺史上的学术空白，成为瓷器史上的经典文献。三则制定管理制度。在人事、财物、统计、核算、工艺等方面，制定制度。《陶成纪事碑记》和《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是其重要著作，前者记述57种瓷器工艺，后者拟定313条规章，细致具体，有章可循。早在二百多年前，御窑生产已经实行成本核算，财物管理，观念超前，可赞可鉴。四则留下大量著作。有诗文集《陶人心语》《陶人心语续选》，戏曲集《灯月闲情》（含17个剧作）。今人整编汇成《唐英全集》和《唐英督陶文档》等。

　　唐英一生，酷爱读书。《陶人心语》说：“予性喜读书，每漏下四五，披阅不休。”他业余时间读书，如“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身为陶官，二十八年，如同一日，敬慎不懈。他从粤关调回江西首巡景德镇御窑厂时，民众夹道欢迎：“抵镇日，渡昌江，阖镇士民工贾，群迓于两岸，……且欢腾鼓舞，颇有故旧远归之意。”唐英感泣，赋诗咏怀：“青丝染霜回故地，何劳镇民夹道迎。衰翁有负众家恩，关外孑身吾陶人。”（《陶人心语续选》）

　　唐英出身内务府正白旗包衣，虽身份卑贱，却品行高洁。唐英为人——“未能随俗惟求己，除却读书都让人。”这是唐英人生观的写照：既有严以律己的内省，又有宽以待人的胸怀。唐英为官——“真清真白阶前雪，奇富奇贫架上书”。这是真的心扉，善的心灵，美的心境。唐英，不幸也奴仆，有幸也奴仆。他之不幸，出身奴仆，没有享受八旗特权，而任劳、任怨、任贫、任贱，与工匠“同其食息”；他之有幸，出身奴仆，没有成为八旗纨绔，而善书、善画、善艺、善陶，被誉为“陶瓷神人”。而有幸与不幸嫁接结出的一枚硕果——唐英功业，灿烂辉煌。从瓷器历史来看，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在当时的世界，都能站在引领瓷器潮流创新的前沿者，唐英当之无愧。因此，不仅在中国瓷器史上，而且在世界瓷器史上，唐英都应当有着自己的历史地位。唐英既有论著又懂工艺、既长文史又善书画、既敏于学又笃于行、既为官员又做工匠。“浮梁城下水，清照使臣心。”其清廉情操，其敬业精神，其理论著述，其“唐窑”精品——作出历史结论：御窑千年史，唐英第一人。

　　叁 贵在求新的创新精神

　　千年御窑的历史表明：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断创新。创新，既是御窑之魂，也是瓷器之魂。御窑千年，贵在求新。创新，既是中国瓷器文化发展之原动力，更是中国瓷器文化绵延之生命力。宋的青白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元的青花瓷和釉里红瓷，一变单一颜色瓷器，而开创彩色瓷器的新境界；明代的斗彩、五彩，争奇斗艳，彩色缤纷；清的珐琅彩、粉彩，各种色彩、各种绘画，都可以纵情而灵动地展现在瓷器上。

　　为什么景德镇能成为中华瓷器之都、创新基地？为什么这个创新基地窑火千年、长盛不衰？研究这个问题，可以为今人提供历史的经验、智慧的启迪。缘此我列举四点：

　　其一，形成一流创新基地。《荀子·劝学》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就是说，积土成山能兴风雨，积水成渊会生蛟龙。清乾隆时的景德镇，督陶官唐英说：“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靡不借瓷资生。”景德镇成为瓷器创新基地。

　　其二，汇集一流创新人才。汇集宫廷一流绘画、书法名家，结合民间一流制胎、修模、彩绘、上釉、窑火等能工巧匠，每个元素既要坐实人才优秀，每个优秀元素更要密切配合。如制瓷修模的名匠，“景德一镇，群推名手，不过二三人。”（唐英《陶冶图说》）可见制瓷人才、创新人才之难得、之可贵。当时，瓷器一流技艺人才形成一个产业链，集中在景德镇的御窑中。

　　其三，充实一流创新资金。要想成品创新，必须加大投入。每一件创新瓷器，其研发，其烧造，都要有大量金银投入。其时，创新产品的资金，钱从国库、内帑、关榷、盐商、捐纳、罚赔等多渠道筹措，也包括督陶官自掏腰包。这就保证了创新瓷器的投入和运作。国盛瓷则盛，国衰瓷则衰。在皇朝时代，御窑暨瓷器的盛衰，折射着皇朝的兴替。

　　其四，构建一流创新体系。皇帝谕旨创新要求，宫廷做出瓷器官样，臣工按旨慎勤落实，工匠巧手慧心制作，每道工艺不能出错，各方各面，互相配合，尽心尽力，厥职完成。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所未做，能别人所未能，成别人所未成。不断出新意，不断在收获，烧造出新奇唯一、空前精美的瓷器。

　　千年御窑历史启示，中国发展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复兴离不开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肆 瓷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中国的瓷器连同丝绸和茶叶等，经由陆海两条通路，走向世界，进行国际文化交流。这被称作“丝绸之路”，又被称作“瓷器之路”，和现在的“一带一路”基本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东西之间，已经开通。从宋到清，在一带一路上，瓷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宋代，中国航海技术、海外贸易有了更大发展。当时中国造船与航海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船坚抗风，船大行远。南宋广州商船装载瓷器出口的情状，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从宋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作“海上瓷器之路”。水下考古，可以作证。

　　1987年在广东省阳江市东南约20海里上下川岛海域，发现南宋一艘沉船，后定名为“南海一号”。2007年打捞沉船出水，整体平移到在海陵岛十里银滩上，新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里。内建造两条长60米、宽40米的水下观光走廊。我曾参观过。计有南宋瓷器30余种、6万余件，经800余年风浪泥沙冲刷，大多完好，品相如新。

　　在元代，陆路海路，空前大通。中国商船沿阿拉伯海西航，到达波斯湾、亚丁湾、红海、非洲东岸。在埃及库赛尔港口，出土元末明初景德镇青花瓷。在肯尼亚出土不少元代景德镇瓷器。其安哥瓦纳古城遗址，出土元青花瓷。在新疆伊犁河畔霍城（蒙古察合台汗国首府）也出土元青花凤首扁壶。至今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国家博物馆里，还珍藏着大量元青花瓷器。

　　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瓷器之路，南北通、东西通。《明史·外国传》记载，明朝同87个国家和地区有外事交往。同期，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东西交流，实属空前。海上以“南澳Ⅰ号”为例。2007年，有渔民在泉州港到南洋航船必经之路的汕头南澳岛海域，发现一艘古沉船，后定名为“南澳Ⅰ号”。船长27米，宽7.8米，共有25个舱位。到2010年共出水瓷器9711件，多产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如景德镇窑万历青花仕女大盘、青花大观、大碗及套装粉盒等。

　　陆上对内瓷器传布四方。明代瓷器大量从北京运至少数民族地区。西域、蒙古、女真等贡使，返回时所装瓷器多至数十车，高至三丈余。其包装方法是：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lu qu，坚硬）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在清代，盛清疆域，空前一统。满、蒙、疆、藏、台，都归属清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丝绸之路”的陆路，西域完全打通：自北京经西安，穿过河西走廊，到吐鲁番，分作三路——南路，绕经塔里木盆地南缘，过喀什噶尔（今喀什），到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中路，自吐鲁番，经库尔勒、喀什噶尔（今喀什），到撒马尔罕；北路，自吐鲁番，经天山北麓，过惠远（今霍城），再分作三路——南向，沿伊塞克湖南缘，到撒马尔罕；西向——沿伊犁河谷西行，到巴尔喀什湖，再西往伏尔加河；北向，经塔尔巴哈台（今塔城）、阿勒泰，到俄罗斯、蒙古等。

　　海上瓷器之路，在南海地区，我国西沙群岛永乐岛沉船中发现瓷器133件（片）；在东南亚地区，冲绳、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爪哇等都有瓷器出土或藏品。以“碗礁1号”为例。沉船位于福建平潭岛海域。2005年，进行发掘，获得成功。这是一艘清康熙时沉船，船上发现完好青花大瓷盘55件等，累计出水瓷器17000余件，色泽艳丽，光洁如新。

　　中国瓷器使中国风尚流行世界。在欧洲，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喜爱中国瓷器，在凡尔赛宫建造“瓷宫”，特别收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各国君主，争相效仿。英国女王玛丽二世醉心于华瓷，宫廷陈设华瓷。1730年（雍正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瓷器51.7万件。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英国向清朝定购瓷器达80万件之多。葡萄牙贝纳宫多处厅室墙面贴有青花瓷砖，皇宫外墙也用青花碎片组成图案，充满淡雅的东方情调。瑞典至今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宫，陈列着中国瓷器珍品。东欧菲特烈·奥古斯特（1670—1733年），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当选为波兰国王。据记载，奥古斯特二世以600名萨克森骑兵，换取普鲁士帝国菲特烈·威廉一世127件中国瓷器。他死后留下35798件精美中国瓷器。美国总统华盛顿，也喜欢中国瓷器，有自己专用的华瓷餐具。在欧洲，到乾隆中期，法、德学了中国制瓷经验，才烧造出瓷器。

　　瓷器之路，历史表明：中国瓷器成为中华文化的友善代表、国际文化交流的诚信使者。以往瓷器之路辉煌，今后瓷器之路宽广。中国创烧的瓷器，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不仅是一条颜色锦绣斑斓的彩带，而且是一座跨越四洲三洋的津梁。瓷器、china，China、中国——优美动人故事，一代传一代、一地接一地，讲下去，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