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驼铃声声、风帆点点，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友好交往已逾2000年。

看着横跨尼罗河的中国电塔高高竖起，听着中国建设者在伊拉克为了保障当地通信设施畅通而不畏艰险的故事，感受着撒哈拉大沙漠中电站建设现场的滚滚热浪和飞沙走石……我们的同胞在恶劣的天气、危险的局势下坚守,让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让中国在中东地区不断提升的影响力，为当地民众所感知、所赞同。

　　在喀土穆街头，当地人友好地称我为“朋友”“兄弟”；在卢克索，小朋友们得知我是中国人而热情地聚拢过来和我拍照；在开罗，“埃及好人”黑塞姆在我车辆抛锚坏在半路时提供无私帮助；在加沙地带，85岁的难民伊布提哈吉老人递过来他们自己都不舍得吃的糖果……

　　中东是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蓝天、碧海、黄沙，这里有激荡千年的古老文明，更有着与中国日益紧密的联系。友好合作的大时代让我有幸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醉心收藏“中国蓝”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皇家宫殿，托普卡帕宫收藏有无数的金银珠宝和书画珍品。不过最令人惊叹的是，这里收藏有10358件来自中国的瓷器，其中仅青花瓷就有5373件，数量堪称中国本土之外中国瓷器收藏之最。

　　托普卡帕宫馆藏中国瓷器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未曾间断，以元、明、清三朝龙泉窑和景德镇的作品为主。正因如此，托普卡帕皇宫的瓷器馆藏不仅数量巨大，近8个世纪的收藏完整反映了中国瓷器的发展流变，对学术研究而言更显弥足珍贵。

　　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执行主任、中国与日本瓷器收藏馆馆长阿伊斯·埃尔杜德研究中国瓷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是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最了解中国瓷器的人”。在接受采访时，她戴了一条绘有中国山水画图案的丝巾，本报记者问她是不是专门为了采访而准备，埃尔杜德笑着说：“不，中国的色彩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埃尔杜德说：“我们收藏的中国瓷器主要分为4大类——青瓷、青花瓷、单色瓷和多色瓷，其中尤以青花瓷最为珍贵。据我所知，全世界保存完整的元代青花瓷不超过200件，我们博物馆就收藏有40件，此外还有54件明代早期青花瓷，件件堪称精品。”中国历史上外销西亚的各类瓷器，几乎在这里都能找到代表作，其中元代的外销青花瓷据说在中国国内都难得一见。

　　据记载，最早向奥斯曼皇室介绍中国瓷器的人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宰相伊瓦兹帕夏。历任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都是中国瓷器的“发烧友”，也正因他们对中国瓷器如此痴迷，才使得托普卡帕皇宫有了今天数量庞大的瓷器收藏。

　　苏莱曼一世对中国瓷器情有独钟，许多东、西方国家的统治者都了解他的这一爱好，所以在派遣使节前往伊斯坦布尔时都会特意携带上珍贵的中国瓷器，并且使之渐渐成为了一种传统。在托普卡帕宫的礼品簿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例如伊朗萨非王朝的沙阿（国王）塔赫马斯普一世就曾送给苏莱曼5件中国瓷盘。此外，在苏丹登基、生日和结婚等喜庆事件中，“瓷器”一定是礼品簿上最吸引眼球的文字。

　　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还在伊斯坦布尔专门设立了10个瓷器修补作坊。那些因不小心而被打破的中国瓷器，苏丹也都不舍得扔掉，而是送至瓷器修补作坊进行专业修复，苏丹对于中国瓷器的珍视由此可见一斑。

　　波斯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曾游历中国，他用波斯文写成了《中国纪行》一书，记录在华生活见闻，并奉送给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除了《中国纪行》一书，阿克巴尔还向塞利姆一世转交了明代正德皇帝赠送给后者的两只青花瓷碗，这两只瓷碗是伊斯兰艺术风格，显示了早在14世纪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高层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往。

　　伊斯坦布尔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来自中国的瓷器经过千里迢迢的运输抵达这里，说明其不仅是中西方、欧亚非贸易交往的重镇，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大到青花大盘、青花瓶，小到精致的青瓷碗盏，麒麟、蝙蝠、飞龙等中国艺术元素在各色琳琅满目的中国瓷器上交相呼应，甚至有的瓷器上还绘制着“赤壁图”和苏东坡的《赤壁赋》，恍惚间让人仿佛置身在国内某个专业瓷器博物馆。

　　伊斯坦布尔，见证中国瓷器与奥斯曼文化相结合，展现出别样的色彩。托普卡帕皇宫的中国瓷器收藏就是这种艺术融合的代表，是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描述一个城市的话，伊斯坦布尔的底色一定是蓝色的，它是浪漫的：举世闻名的蓝色清真寺、蔚蓝色的大海，这是现实的铺陈；它又带有淡淡的忧郁气质，几千年来，无数的英雄在这个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特别是“奥斯曼帝国瓦解后，时间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这是历史的纵深。

　　漫步在这座极具历史张力的城市，回想起一件件青花瓷历尽波折完好无损地抵达这里，那绚丽的“中国蓝”无疑为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底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中土两国的文化交流做了最佳注脚。

　　“乳香之路”续新篇

　　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的阿曼，因其盛产一种名为“乳香”的植物香料，自古以来便享有“乳香之国”的美誉。公元750年，阿曼航海家阿布·奥贝德从古商埠苏哈尔出发，驾驶着满载乳香、珠宝的帆船经“乳香之路”沿“海上丝绸之路”抵达广州，这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阿拉伯国家通往中国的最早航行记录。苏哈尔因此赢得了“通向中国的门户”美誉。一条贯穿阿拉伯半岛及周边地区的“乳香之路”，作为沟通东西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将乳香源源不断运往中国，成为古代丝路贸易的最佳注脚。正因如此，“乳香之路”在201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位于阿曼第二大城市萨拉拉的艾尔巴厘德是“乳香之路”上的重要港口，来自中国的青花瓷以及唐宋的钱币在这里被广泛发现。现在，艾尔巴厘德已经成为了阿曼国家考古公园，古代贸易的遗迹被完整保留下来，连同一座世界最大的乳香博物馆一起讲述“乳香贸易”的前世今生。

　　乳香又名薰陆，三国时期的《南州异物志》等古代典籍就已经对其有明确记载。乳香实际上是一种橄榄科乔木分泌的树脂。乳香树树形低矮，外形非常奇特，旱季时叶片全部掉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此时，香料采集者们便会在树干上切一个小口子，一些透明的液体慢慢流出，遇到空气后迅速凝结，状如乳头，因此名为“乳香”。
由于产量低，古时乳香的价格等同于黄金。在古埃及和古罗马，祭司们会大量使用乳香制造香烟缭绕的神秘气氛，因此在那时的神庙中常年散发着乳香的味道。

　　在博物馆内一张展示海上乳香贸易的地图上，以阿曼为中心，西去地中海，东抵中国，南至非洲，都被乳香连接在一起。在一幅中国宋朝皇帝接见阿曼使者来访的绘画上，中国皇帝正襟危坐，5位穿着不同服装的阿曼使者正在向皇帝进献礼品，这其中或许就包含着自海路而来的乳香。

　　据记载，宋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中外香料贸易达到顶峰。中国古人广泛采购生产自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乳香作为香料和药物，使其名声大噪。北宋科学家沈括更是在其著作《梦溪笔谈》中对乳香进行了大篇幅的描述与介绍。“乳香之路”也成为古时人类经贸、文化交流最有力的佐证。

　　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霍尔罗城，是乳香出口的最核心港口，也是世界遗产“乳香之路”的组成部分。时光荏苒，整个古城在千年中几乎消失殆尽，掩埋在沙土之中，后来经过考古人员不断发掘，水井、储物间、生活区和城垣等遗迹再次展现在世人的眼前。站在古城遗址山坡上俯瞰整个河谷，不远处，成群的骆驼在河边悠闲地吃着草，颇有些“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味道。

　　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在千年之前，正是霍尔罗城港口。在古城的一座城门外，是仿建的码头，陈列着一艘重建的古老帆船，虽然早已没有千帆云集的场面，但是凭借考古学家所绘制的复原图，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与荣耀。虽然没有了乳香商人云集的场景，也没有了乳香那沁人心脾的芳香，但远眺大海，抚摸断壁残垣，一段人类发展的历史还是如此真实地呈现在面前。

　　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布斯坦宫附近，一艘长22米、高3米的仿古双桅木帆船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被命名为“苏哈尔”的纪念舰正是根据奥贝德远航中国时的古船仿制而成。

　　1980年为了纪念阿曼与中国历史交往的友好情谊，阿曼政府决定派“苏哈尔”号在当年11月重走“乳香之路”，再赴中国。经过8个月、近6000海里的航行，“苏哈尔”号终于抵达广州。

　　重走“乳香之路”，背后厚重的历史和中阿人民的友好情谊，让人感佩和景仰。

　　大漠拼搏天地宽

　　与其他区域相比，西亚北非地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沙漠最为广袤的所在。但从波斯湾到撒哈拉大沙漠，无论多么人迹罕至的地方，总是能见到中国建设者的身影，他们用汗水浇灌这块土地。

　　科威特南部的艾哈麦迪省，气温近50摄氏度，地表温度更是高达70摄氏度，无垠沙漠中翻滚的热浪挑战着人类生命的极限，除了零星的几匹骆驼，这里很少见到其他动植物。而世界最大的砂岩油田——布尔干油田就埋藏在裸露的地表下。

　　在科威特与伊拉克边境附近的中石化国际石油工程公司科威特分公司282井队，本报记者戴上安全帽和墨镜，全身披上厚工服，脚上穿着厚工鞋，不用说采访了，只在现场走10分钟，爬上钻井平台，全身已经基本湿透，脸上更是火辣辣的。没有在夏季到过海湾地区的人，恐怕永远不会理解眼睛被热风所灼烧的痛苦，但这却是在这里工作的中国石油工人所面对的常态。

　　“这算是凉快的天气，未来两个月，气温会突破55摄氏度以上。”说话的是正在指挥工人们进行钻井作业的井队长徐建雄，由于长时间在户外工作，这位1982年出生的湖南汉子面色黝黑、皮肤粗糙，与同龄人相比显得苍老许多。

　　炎热的天气，使得每位钻井工人都有随身带水的习惯。徐建雄拿出一瓶330毫升的矿泉水说：“这样的水，我们每天至少需要喝上20瓶，不过由于出汗太多，几乎都不需要上厕所。”徐建雄坦言，这样的工作环境对于人体的健康非常不利，上次回国休假，他就查出了肾结石。

　　“既然选择来到科威特，我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徐建雄的话掷地有声，好似同随风而起的沙砾形成了共鸣。

　　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阻挡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使得该国内陆地区异常炎热、光照强烈。在有着撒哈拉“沙漠之门”之称的摩洛哥腹地城市瓦尔扎扎特，世界最大规模的太阳能聚热电站（光热电站）项目正在从图纸上的设计变为现实。

电站二期工程共有4个熔盐罐，每个都是2.5万多立方米的庞然大物，容积和壁厚都是“世界之最”，4个熔盐罐同时开工，其难度可想而知。一方面，业主对工期进度要求严格，另一方面，分包商机械设备和人力组织不力。

　　但作为“熔盐罐施工专题小组”组长的许春喜站了出来，连续十多天、天天16个小时和工人一起奋斗在施工第一线，每一顿饭都是在项目现场简单解决，总是直到凌晨才回驻地休息。忙碌的工作让他忘记了与家人的联系，妻子给他的留言也没时间回复。家人甚至需要辗转通过其他同事才能和他取得联系，这曾让家人一度以为许春喜遭遇意外。

　　许春喜说：“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可以做得更好。”正是这样的拼搏精神，让中国的建设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在当地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奇迹：熔盐罐已经率先完成主体施工，比原定工期缩短了近一个月。每当看到一道道精美的焊缝时，无论是摩方的工程师还是施工人员都敬佩地伸出大拇指，“熔盐罐经理”的称呼也成为大家对这位中国工程师最为崇高的称呼。

　　因为中国，科威特2020年石油日产400万桶并稳产到2030年的战略目标正在稳步实现；因为中国，摩洛哥不仅能够摆脱能源困境，还能将富余电力向欧洲出口。

　　在中东工作的3年多时间，本报记者真切感受到“一带一路”倡议为这个地区所带来的发展动力以及极大的发展满足感。正如埃及《金字塔报》执行总编辑曼苏尔·阿布勒阿兹姆所讲：“‘一带一路’倡议意义重大，充满了正能量，因为它是建立在共赢的基础上，这样的倡议（对埃及、中东、世界）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