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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情是曲艺的一种，它源于唐代《九真》《承天》等道曲。唐皇姓李，尊崇道教。唐玄宗本人也是著名的道曲作者，曾经制作《霓裳羽衣》等道曲，唐玄宗的重臣贺知章、韦韬等人都是著名的道士，他们都曾经参与制作宫廷道曲、道情法曲，仙教道曲。唐后期大规模灭佛，大建道观，都为道情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道情是道教徒宣传教义，以及募捐化缘时唱出的一种道歌。

　　北宋是继唐朝之后道教兴盛的又一时期。北宋皇帝崇道，对道教大力扶持，又利用道教神化其统治。同时宋代又是一个典型的市民社会，道情的说唱被大量引用到鼓词、评书、杂剧中，为人物造势，抒发感情。到元代，杂剧《岳阳楼》等戏剧作品往往通过道情来发展情节。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禁演有关前朝帝王、仙佛人物的戏剧，这也是明早期瓷器和其他载体人物图案（特别是帝王将相，仙佛人物）很少见的原因。洪武皇帝设定的高压线碰不得，也不得碰。明代戏曲评论家朱权生活在洪武、建文、永乐、仁宣时期，去世于正统十三年，自永乐帝登基以后，朱权深感前途无望，即韬光养晦，一心钻进书斋之中，弹琴读书，寄情于戏曲。朱权生活在江西南昌，他称道情为“黄冠体”——道家所唱者，飞驭天表，游览太虚，俯仰八弦，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间，概古感今，有乐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其重点在道，表现的是道家逍遥自在的情调，显然朱权所生活的时期道情很盛行，明代张三丰就以杂言、四言、七言写道情。这从《张三丰全集》卷三就有《无根树道情》三十四首，《四时道情》四首，《五更道情》十五首，《九更道情》九首，《天边道情》九首的这些道情创作中可找到佐证。

　　由于嘉靖、万历祖孙二帝信道，有道教元素的道情也屡在青花瓷器上出现。如图1为嘉靖年各路神仙使出看家本领，在为南极仙翁贺寿，画中有张果老也在为南极仙翁唱道情助兴；图2为明嘉靖年八仙中的张果老，左手肘间勾着竹筒在怀中，左掌拿着二片竹板，右手拍打着道情筒，神情专注；图3为明万历年青花铁线描人物道情瓷画，头戴员外帽，形神兼备。道情在明代普及程度可窥见一斑。时代道情的道具都已经定型了，由“渔鼓和筒竹板”组成，张果老可以说是道情的形象代言人。其常常倒骑毛驴，手拿渔鼓和筒竹板，边走边唱，度化众人。

　　浙江金华和义乌联合在2008年把道情申请为非物质遗产，官方把广泛流传于两地的道情最早传入时间定为明万历时，并从此开始流传于金华八县，浙中西部地区，闽北山区和赣乐南地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对道情有如下记载：“淳煕十一年（1186）元月，车驾过宫，太上（宋高宗赵构）邀宫里便背儿至后苑冷泉堂下，有小厮三十人打息气唱道情。太上云：此张伦撰鼓子词。”金华作为南宋皇城临安的陪都，金兵南侵期间，金华承担着接收从临安、中原的达官贵人来金避难、定居的功能，这中间一大部分王公大臣们在金华还是不是照旧要过“歌舞不休”醉生梦死的生活？作为曲艺的一种，亦雅亦俗的道情有无可能亦从临安“逃”到婺州的可能？并从宋元明清一直发展到现在？在清初，金华已有艺人将明崇祯三年（1630）发生在竹马馆一桩传奇命案编成《悔亲记》广为传唱。从此道情多了叙事意义和惩恶扬善、劝人为善，以圆满为结局的劝世成分。由于道情有着众多的群众基础，对场地以及投入没有太多的要求，自晚清以来金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渐渐地有了一部分身残眼瞎之人学会了道情，上门乞讨以糊口度日，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后学道情的人少了，后继乏人。

　　其实道情不光为道教的产物，敦煌遗书《佛说观弥勒菩萨上住兜率天经讲经文》中有记载：“唯向人间畅（唱）道情。”弥勒俗称布袋和尚，弥勒佛手持大布袋到人间化缘时，唱出一段道情：“我不化你书经造像，我不化你利物斋像，也不化你心疼的银钱土地，只化你本有的良知良能。一念中有些差池，五更头还该醒醒，休认做零碎机关，归帐时终须总结。”显然是在教化苍生。真是群仙唱道情逍遥自在，弥勒唱道情普度众生。还是元代燕芝庵在《唱论》中说得好：“三教所唱，个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礼。”其实道情是道教和自东汉传入国内的佛教相互磨合，相互吸收，相互包容的结果，最终在唐代与儒教发展成“三教合一”的一种曲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