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人们还记得：2008年，在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上，一首气势恢弘的“击缶而歌”，带着华夏礼乐的传承，带着炎黄子孙百年的梦想和期盼，奏响了开幕式的序曲。

　　那么，什么是缶呢？

　　作为辞书之祖的《尔雅》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部典籍中就有关于“缶”的记载了。

　　按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的解释：“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缶”字还是汉字中的偏旁部首，代表陶质器皿。汉字的“磬”，也是一种打击乐器。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曾多次提到击缶。最为著名的击缶典故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此外，李斯《谏逐客书》中有“击瓮叩缶，弹筝博髀”句。意思是，秦国饮宴时，贵族士大夫们往往在喝到半醉时，以击瓦缶、拍大腿来打拍子而歌。

　　以上记载都可以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瓦制的乐器——缶就存在了。

　　那么，缶是什么样子呢？

　　考古学界似乎还没有定论。当年张艺谋的所谓“击缶而歌”的缶，也不是真正的古代缶，只是仿制古代藏缶的青铜冰鉴，也叫鉴缶，是盛缶的容器。之所以叫冰鉴，是因为古人将酒放在缶里，将冰放在鉴里，盛有酒的缶，又置放在放有冰的鉴里。对此，长期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先生早有论述。这里，暂且不表。

　　好几年以前，笔者曾收藏了一件酱釉色青瓷缶（图1）。经过综合鉴定分析，笔者认为是古代蜀人使用的一种打击乐器——缶。

　　往前推上十几年，笔者曾经上手过一件汉代青瓷钟。藏品的持有者说是成都牧马山一带开发房地产时出土的。当时，笔者有意出价收藏研究，无奈价格太高，失之交臂，好在留下了照片（图2）。正是有这次见闻，后来笔者才能果断地收藏至今珍藏的酱釉色青瓷缶。

　　根据多年的有关缶的古代实物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发现，古代的缶，材质应该是多样化的，有陶质、青铜质、铁质、木质等，大小形态和规格也不尽相同，但大都具有“小口大腹”的特征，而且可以用木棍或手掌击打，从而发出悦耳的打击声，被击打的口部有的曾用羊皮封口。

　　根据史料记载，器身铭文称为“缶”的，有春秋时期的“栾书缶”和安徽寿县、湖北宜城出土的“蔡侯缶”。这种酒器能够成为乐器是由于人们在盛大的宴会中，喝到兴致处便一边敲打着盛满酒的酒器，一边大声吟唱，于是缶就演化成为陶制类的打击乐器了。

　　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给乐器分类，“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合称八音，说的是制作乐器的材质。按照这个划分，缶是土类（可以理解为陶瓷类）乐器。最原始的陶缶由于易碎，已经基本看不到完整的了，保存较多的都是青铜缶。因此，留存至今的“土类”缶的确是十分珍稀的！

　　2015年12月，“中国古陶瓷学会2015年年会暨繁昌窑青白瓷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繁昌县召开，在会议期间，笔者将收藏的酱釉色青瓷缶照片给与会的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李建毛看。李先生只看了一眼，便果断地说：“缶！”

　　最近，笔者认识了一位热爱中国古陶瓷文化的年轻藏友，他拿来了祖上传承下来的、与笔者收藏的缶大致相同的青瓷缶（图3），区别主要是笔者的漏胎多一些，藏友的施釉饱满一些，笔者的缶下部是直筒形，藏友的缶下部短，底部呈倒喇叭形。这件缶的口沿残缺较笔者的大得多，而笔者的缶只是有一块不明显的小缺。此外，笔者收藏的青瓷缶腹部刻有由四道线组成的连续几何纹，腹部四周刻有平行的两道锯齿状纹饰。让笔者最感慨万分的是：藏友青瓷缶光滑的腹部上面刻有“鸾凤和鸣”四字（图4）。

　　从传统文化上说，“鸾凤和鸣”特指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子孙繁盛、家业兴旺。但将鸾凤（鸾鸟与凤凰）与和鸣（互相应和而鸣）分开释义，意义便是多重的了。比如，鸾凤的本义是“知音堪共语”的鸾鸟和凤凰（古代传说中的神鸟），但历来也被古人比喻为贤俊之士、君王、美人、夫妇等；和鸣就是互相应和而鸣。

　　既然如此，对于青瓷缶上刻下的“鸾凤和鸣”四字的内涵或许就不是那么简单唯一了。缶在古代，无论君主王爷、贤君之士、靓女美人聚会作乐的时候，缶都是可以用上排场的，特别是新婚典礼、洞房花烛之夜以缶应和其他乐器不更是锦上添花吗？！

　　综合分析，上述两件青瓷缶应是汉代四川陶瓷工匠的杰作。特别是笔者收藏的这件青瓷缶，由于腹部以下呈长筒型状，很适合说唱艺人将其夹在腋下肩窝和手腕之中敲击。

　　笔者对所论陶瓷器物的鉴定分析考证，权且为一家之言，供学界参考，同时也期待方家进一步探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