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款青花龙凤纹提梁壶

万历款青花龙穿花纹带盖梅瓶

嘉靖款祭蓝釉爵

万历款青花五彩龙纹大盘

　　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嘉靖、隆庆、万历瓷器对比展，日前在故宫景仁宫开展，这也是故宫明代御窑主题系列展览的最后一展。故宫院藏传世御窑瓷器与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瓷器标本再度“合璧”，引起了不少陶瓷爱好者的关注。为什么明代御窑展览到万历朝就结束了？嘉靖、隆庆、万历这三个时期的御窑瓷器都有哪些特点？展品背后又藏着哪些故事和“谜团”？让我们来听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馆员冀洛源的解读。

　　“单色釉”用啥颜色有讲究

　　展览中，每个时期都展示了同一类看上去非常相似的器物——它们就是色彩纯净的单色釉瓷器。这些瓷器以黄、蓝、白、红四种釉色最多，它们是做什么用的呢？为什么三朝的御窑之中都有它们的身影呢？

　　冀洛源告诉记者，这种单色釉瓷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专用于祭祀的礼器。“嘉靖皇帝即位后所实施‘嘉靖新政’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国家祭祀典章进行修改，并对坛庙等礼制建筑进行较大规模修葺。各类祭祀典礼上所使用的器物，也随之有了新的制度。”根据《明会典》的记录，嘉靖时期由御器厂负责烧制的祭祀用瓷，在釉色、器型及具体陈设方式上都有了新的规定，“各个坛庙祭祀用瓷器有各自专有的颜色，天坛用蓝色器，地坛用黄色器，日坛用赤色器，月坛用白色器。除此之外，白釉器还作为皇陵祭祀陈设之用。”这样的制度从明嘉靖初期，直到万历时期都一直延续下来，这就是这些单色釉瓷器会同时贯穿三朝的原因。

　　展柜中，一件故宫博物院藏的明嘉靖祭蓝爵杯与一件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涩胎爵杯残片标本呼应展出，观众既可以看到精美、完整的皇家祭祀用器，也可以看到爵杯尚未上釉、“素面朝天”的样子。“上过釉的瓷器，有时会遮掩了器物原有的纹饰。从这件还没上釉的标本上，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它胎体表面的纹饰是仿照青铜礼器制作，而且还使用了‘锥拱’和‘堆塑’的工艺。只不过铺在表面的釉层，让它们变成了‘暗纹’。”

　　落款改“制”为“造”为哪般？

　　“隆庆朝很短暂，隆庆朝传世的御窑瓷器也非常少，故宫博物院藏不足30件。”冀洛源介绍，从传世品和出土瓷片标本看，隆庆朝御窑瓷器品种较嘉靖朝有所减少，有青花、青花加矾红彩、黄地青花、五彩、斗彩、白釉、浇黄釉瓷等。

　　一把隆庆时期的青花团云龙纹提梁壶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根据专家们的研究，同类的隆庆御窑提梁壶存世量仅在两到三把，故宫博物院仅藏一把。”冀洛源介绍，这把提梁壶与同时期的其他壶有一些区别。首先，同时期的壶一般都是壶柄跟壶流位于壶身相对应的两侧，而这把青花瓷壶则是仿照宋元时期常见的提梁壶做法，将壶柄放在壶肩部。此外，与其他作为生活用器的壶不同，这把青花团云龙纹提梁壶体量很大，更可能为陈设用器。“从纹饰上看，这把壶的纹饰已经与明代中前期推崇的清雅风格不同，显现出繁缛、华丽的状态。”

　　此次展览还展示了少部分隆庆时期民窑生产的器物。“这里有个小小的‘未解之谜’，大部分隆庆时期御窑瓷器采用了区别前朝的年款，以‘造’字代替‘制’字，比如‘大明隆庆年造’六字年款或‘隆庆年造’四字年款，本次展出的御窑厂遗址出土标本，也采用了‘造’字结尾的款识。而在隆庆时期民间窑厂烧造的器物中却大多保留了‘制’字结尾的款识。同时期大量其他御用器物，也多用‘制’字结尾的款识。到了此后的万历年间，御窑瓷器又恢复了用‘大明万历年制’的款识。”至于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由于缺乏文献记载的支持，现在还不得而知。

　　万历皇帝陪葬梅瓶有“瑕疵”？

　　展览中还有一对明定陵出土的万历御窑青花龙穿花纹大梅瓶。大瓶通高72厘米，造型端正，纹饰繁缛，布局严谨，画工精湛，展现了万历朝御窑厂烧造青花大器的最高水平。

　　冀洛源介绍，这对故宫博物院藏大梅瓶是明定陵考古发掘时出土的6件“大明万历年制”款青花龙穿花纹带盖梅瓶中的两件。而具有传奇色彩的是，根据考古报告的记录，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椁置于后殿宝床上，万历皇帝居中，孝端皇后居北，孝敬皇后居南，均用一棺一椁。而这两件梅瓶，应是摆放在万历皇帝和孝端皇后的棺椁之间。“根据研究，这个体量和器型的梅瓶，不是日用器，而是作为特殊陈设用器，或皇室、贵族墓葬的陪葬用器，同类大梅瓶在明代的藩王墓中也有出土。”

　　除此之外，根据文献的记载，万历时期的御窑厂烧造大型器物是存在困难的，“我们仔细观察这对梅瓶就可发现，实际上它们在工艺上是存在瑕疵的，比如高矮不对称，器型不周正，龙纹、款识的位置也不太对称等等。而这样的器物能摆放在帝陵中，证明它已经受到了皇室的认可，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御窑烧制大器型瓷器的技术发展水平。”

　　“万历五彩”为何远销海外？

　　万历皇帝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冀洛源介绍，万历朝御窑瓷器造型、纹饰风格基本延续嘉靖、隆庆朝御窑瓷器特点，从传世品和出土标本看，约有20多个品种，其中最受人称道的是青花、五彩、黄地绿彩和茄皮紫釉瓷等。

　　万历后期，因进口的“回青”料短缺，青花瓷器逐渐采用“土青”料描绘纹饰，其中以浙江产的“浙料”最好，其图案蓝中略泛灰色，淡雅明快。本次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定陵出土的青花龙穿缠枝莲纹梅瓶，形体高大，纹饰繁密，制作和烧成工艺难度较高，堪称万历朝御窑青花瓷的代表作。

　　值得注意的是万历御窑中逐渐成为主流的五彩瓷器。“随着隆庆皇帝解除海禁、重新开关，万历朝景德镇瓷器大量远销海外，其中以万历御窑为‘领袖’的五彩瓷器顺应了亚洲、欧洲当时的审美要求，而广受传播，改变了中国外销瓷的整体风貌。”此后，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鉴赏和收藏主要从青花和五彩两大类展开，日本陶瓷业也逐渐开始仿烧五彩类器物，“可以说，由万历时期御窑五彩瓷器引领的彩瓷工艺，在明代后期以陶瓷为媒介的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万历五彩瓷器的艺术风格在本次上展的一件五彩龙穿花大盘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其造型、纹样繁多，花纹布局繁密，但却十分严谨，一丝不乱。而用笔更显豪放不羁、朴实稚拙，呈现出一种华丽浓艳之风。

　　“本次‘嘉靖、隆庆、万历瓷器对比展’是明代御窑瓷器主题系列展览的最后一展。至此，我们对明代御窑瓷器的梳理与展示暂告一段落。”冀洛源解释，虽然整个明代一直到崇祯皇帝才真正收尾，但到了万历年间，景德镇御窑瓷器烧造受政治影响，致使量增而质减，御器厂的运行更逐渐陷入窘困之境地，最终导致万历三十六年御器厂正式停烧。从此，景德镇瓷器生产步入御窑衰落、民窑兴盛的“过渡期”，直至康熙二十年（一说康熙二十二年）御窑厂才正式恢复烧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