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还曾设想过，选一个节日开个什么联欢会，邀请徐副市长参加，在联欢会上让他中一个大奖。此招一提出，立即遭到嘲笑，徐副市长那么好请的话，还有什么事办不成？或者干脆早被别人抢走了，轮得到我们？

    那么，徐副市长的亲戚、家人呢？我的情报人员调查到徐的小舅子在C市开有贸易公司，这应该是个大突破口。可是另一份资料显示徐与这位小舅子关系颇僵，原因是这位小舅子曾拉大旗作虎皮给他捅过大漏子，差点影响仕途。这条路堵死了。老纪却说：“你不妨就此推论下去。”他指的是徐副市长的夫人。

    徐夫人是市里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三八旗手，精明能干。徐夫人虽然较容易接近，但同样对外界保持着高度警惕，她对丈夫的政治前程非常看重。我们曾设想以学生家长的名义向徐夫人的中学给予赞助或设立奖学金，捐资助学是颇受社会欢迎的义举，但是，捐给学校的钱有多少能落进徐夫人的口袋？最多收获一些荣誉。远水解不了我们的近渴。我们又顺藤摸瓜，摸到了他们的儿子，一个即将进入高三的学生，就在徐夫人的学校就读。

    有关徐公子的信息很快摆上了我的办公桌：姓徐名璞，1983年8月出生，从小顽皮，学习成绩中等偏下；徐璞性格开朗，为人仗义，在同伴中有号召能力；喜爱足球，能顶着烈日踢完全场，不怕吃苦。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徐家的家教是传统正派的，又有一定开放度，徐璞身体健康，性格发展得较好，但他对学习的态度和考试成绩是父母的心头之患。

    徐夫人有一次在谈起她的独生子时焦虑之情溢于言表。她说小学中学我还能尽力帮助，可是总不能帮到大学去。此话一出，我立即意识到徐公子是徐副市长的软肋，一个比较清晰的意向就在脑子里形成了。这是一个突破口。但一定要运作得好，所谓运作得好，是指既要对症下药，手法又要新，还要天衣无缝，不然就有可能鸡飞蛋打。我的情报人员还了解到，徐夫人在生徐璞之前曾流产两次，徐璞出生时，徐副市长已34岁，徐家有三兄弟，到他这里才有个男孩，整个家族对他钟爱有加。我更加充满了信心。

    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我准备把徐公子送出国，让他到国外去完成大学学业。孩子出国很容易，可学费生活费加在一起，一年少说也要二三十万元人民币，徐家夫妇是国家公务员，哪来那么大一笔钱？有可能留下钱物来路不明的嫌疑，这应当是担任副市长之职不久的徐避之不及的。怎样让徐公子走得顺理成章，尤其在费用方面不被怀疑，而他的父母心知肚明又不用担心会受到任何牵连、影响，这就颇费周折。

    除此之外，我已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如果成功，我投入的成本、所冒的风险，自然有巨大的收益作为回报。

    接下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小徐绘制一个“锦绣前程”。我对徐夫人建议，让徐璞到国外读大学，要选个好国家，虽然多数国人都认为美国好，但以我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的经验，我认为美国太自由太无拘束，而欧洲或澳洲国家相对保守，教育正统规范，比较适合世界观尚未定型但性情天然的年轻人。之所以出此建议，一半实话，一半因为美国卡中国人卡得严，签证一关难过，拖你一年半年是常事，而我们拖不起。欧洲或澳州国家已经把接受中国留学生当作国际贸易来做了，容易得多。

    徐夫人有点动心，叹口气说：“徐璞英语不好，一旦出去，看不懂，听不懂，那不成了瞎子聋子？万一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向老徐交待？”我告诉她孩子英语不好是因为学习目的性不明确，当然也就没有动力，如果你跟他讲练好英语就可以避开高考直接到国外读大学，他一定会加倍努力。徐夫人半信半疑。

    事半功倍

    此时是2000年初秋。整个运作程序有条不紊地转动起来了。我的手下从外地百里挑一地挑选了一位极富英语教学经验的老师来帮助徐公子。徐夫人接见了英语教师，有点傲慢地说我会略高于行价付给你课酬的。她哪里知道我这里开出的酬金比她高出几十倍都不止。

    然后我通过在国外的朋友完成了这样一项交易：以校友的名义将一大笔款项捐赠给5000英里之遥的某大学校友基金，惟一的条件是该校必须录取中国C市某中学一名叫徐璞的高中生，并为其提供全额奖学金。当然，奖学金已包含在捐款里了。不过，我们会保证这个年轻人是优秀的，符合该校的招生条件。

    一路花费下来，一笔笔钱流水般飞泄而出，尽管事先做过精确的预算，但随着一张又一张单据经我的手实实在在地签发出去，我开始有点疑虑了，这个赌注是否下大了？然而，箭已离弦，不能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