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径通幽的努力常常可以超越在阳光大道上奔跑的速度与效率，但曲径上的阴冷晦暗令人胆寒。

    三年过去了。那一段经历仍然让我无法释怀，而且越来越有沉重之感。

    姑且称那座城市为C市吧。出于私人感情以及种种顾虑，也请允许我隐去当事人的真实姓名和一些关键细节、数据。你只要记住，有一个“海归”，至今仍在为那段经历耿耿于怀，并且能够从中领悟点什么，就够了。

    只欠东风

    当时我从国外回来不久，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运作过一两个规模不大的项目。扪心自问，学建筑的我对这一行有着异常的敏锐感觉，那两个小项目在圈内都引起了小型轰动。我所欠缺的，就是资金。我的实力不够雄厚，因此发展非常慢，我做梦都想把公司迅速做大。

    那年C市有一个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面积近1000亩。这个项目太诱人了，20多个开发商蜂拥而至。最初我没有什么野心，但纪逢良说他可以帮我通通关系。老纪是我的朋友，是一个策划人，据说关系很多。

    “有关系什么都好说。功夫在诗外嘛！”老纪开导我，“你以为那些做大事的都凭实力？那也太瞧得起他们了，其实很多都是靠‘技巧’，四两拨千斤。这是经商的最高境界。”

    我仔细研究过所有竞争对手的材料，我胜算的把握最多只有四成。老纪说已经不错了，人家一成都没有还变成八成、九成、百分之百呢。听他这样说，我动了心，谁甘于永远小打小闹？谁不想把企业“做大做强”？谁想错失到手的良机？拿到这个项目，我就可以一飞冲天。于是我在老纪的协助下全力运作这个项目。前期铺垫走得比较顺利，最后一关卡在主管城建工作的徐副市长那里。

    “这种关键时候，全凭徐副市长一句话，所以徐是必须攻克的堡垒。”老纪说。我听了一筹莫展。别说行贿送礼那一套我完全陌生，就算我能熟练应用，我又怎么近得了徐副市长？我只在电视上见过他，一个目光锐利的清瘦男人，常常白衬衣配深色西服，很少打领带，整洁利索，有个性。凭一种直感，我认为这种人不好打交道。

    果然，老纪授意派出去的几路人马都无功而返。

    想想看，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有多少人盯着！而我们，一家规模不大不小的民营企业，在这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算老几？老纪给我打气：“凡人都得吃五谷杂粮，都有七情六欲，苍蝇还叮无缝的鸡蛋呢！”他说看他一个亲戚能否帮上忙。“做这一套最大的学问是不着痕迹，每一个环节都要干净利落。”他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关系学”。这堂“课”最直接的后果是我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一笔不菲的报酬，间接收获是我大开眼界，也大为震惊。

    我在国外读书、工作多年，不但习惯了规范的商业运作模式，也对发达国家那种文化氛围有了较深的认同，明朗、简单，虽说也有“安然”那样的事件发生，但一般而言凡事按规矩办就可以了，总有稳定的预期。这种挖空心思去捕捉行贿机宜的事，在国外是不敢想的，那会把一生清名都赔进去。

    老纪的亲戚是徐的大学同学，据说关系很铁。从他那里得知徐副市长在北京学习，我立即飞到北京，找到这位亲戚。经过充分的铺垫工作，这位亲戚表示完全没有问题，拍着胸口说我请他，他还能不来？然后仔细描述了他们当年的同窗友谊，怎么个看书到半夜，又冷又饿，怎么个在煤油炉上煮泡饭吃。他深情感慨，一别就是20年，人生有几个20年，老徐能不来见我吗？可是，到了最后，宴席都摆上了，徐打来电话推说有事不能来。这位同学接完电话，对我们无奈地摊开了双手。

    北京回来，我的情绪低落了一阵子，并非为工作的不顺利，而是做这类事感觉不舒服。我已经习惯了一切按部就班，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在自己的国家，却被要求不能按牌理出牌，要剑走偏峰，还得时时面临太多的变数，要设想多种可能，每一种可能怎么去对付。

    老纪开导我说：“伟人都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国外那一套，中国行不通，至少50年内行不通，50年后的事你我都管不了。几千年都是这样过来的，谁能改变？所以，我们必须顺应历史。你要记住，天下不会因为你一个人的清白变得清白，但你会因为你的清白而丢失机会，被打翻在地，被淘汰出局，那不如大家一起到粪坑里滚！”

    老纪的话再次让我震撼，在我读过的书里没有这样直白火辣的表述，在我以前的所有经历中也没有这样的例子。

    围魏救赵

    接下来的一招是接近徐副市长的秘书，以他为跳板。可是我很快发觉这位满脸堆笑的年轻人总是吃了糖衣再把炮弹吐出来。也许是我们的糖衣在他看来还不够甜，但我深知有这类秉性的人往往欲壑难填，况且又不能叫他打收条。一次次地填这个无底洞，我感觉有一把钝刀子在一点点地剜我的心，每次是轻微的疼痛，日积月累，就让我痛苦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