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想一家老小都可以坐在一起看，尽可能大得让它有参与的可能，想唱的就来，不想来的可以投票，不爱投票的人还可以发短信骂骂、评评。”超级女声的策划人、天娱传媒董事长王鹏回忆“超女”最初诞生的思路时说。
2005年的超级女声提供了所有可能的平台。最后的结果能说明问题：报名参选的达到15万人。进入决赛后的每场几乎有近3亿人在观看。有人开始帮湖南卫视算账，光总决赛一场的短信收入可能就高达3000万元，还不提湖南卫视品牌的提升以及水涨船高的广告价位，还有赞助商蒙牛酸酸乳由7个亿增长到25个亿的销售额。
从吸引消费者注意开始——海选和PK
“以前是明星娱乐大众，现在是大众娱乐大众”，前超级女声的总导演王平在引进这一节目时坚信这一点。
不分唱法，不论外形，不问地域，只要喜爱唱歌的女生，你都可以参加比赛，想唱就唱，成为一名超级女声。这就是超级女声的宣言。
从 3月份开始，湖南卫视这一低门槛的海选号令让15万女生赶集般涌向经过精心策划的五大赛区：广州、长沙、杭州、郑州、成都。
海选阶段，我们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简陋的舞台背景上，平时在电视上难能一见的时尚清纯、妩媚妖艳、奇装异服、装模作样、出乖卖丑，难得一听的拿腔捏调、走音跑调、力竭声嘶或紧张失态的超级女声们，在三位评委前“想唱就唱”。
当海选的大众卡拉OK渲染足够的亲和力之后，50进20、20进10、10进7、7进5到最后总决赛，一轮轮残酷的现场淘汰和PK对决又制造了足够的悬念。
选手们在一次次的公开选拔中接受着大众的挑选和对手的考验。每场比赛的关键时刻，票数最少的选手走上待定席，和评委一致认为唱功较弱的选手“PK” 2选1的比赛。这种紧张而残酷的选拔，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有天然的吸引力，并直接导致收视率的节节上升。
于是，不知道最终结果的悬念链条、参赛选手的人物命运，驱动着观众追着节目看，参与越深，就越能从中体会到强烈的人物命运感。
尊重消费者的权利——短信决定选手去留
“想要留住她，就用短信支持她。”每个周五，主持人汪涵的这一声具有煽动性的“号令”让众多的粉丝们热血沸腾。而短信票数的阶段性清零更是反复地让观众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的重要性。
“2005年超级女声的一个重大改变就是加入了短信投票，让‘超女’由一档观赏性强的节目变成了一场全民选星的狂欢。”湖南卫视台长欧阳长林如是说。
在著名广告人叶茂中看来，“超女”的短信互动真正让消费者拥有了权利，从而赋予节目一种人权魅力。“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拥有权利的欲望，当消费者享受到参与制造过程的快乐时，选手就不再只是选手。观众虽然自己不唱，但有人代表她唱。
在成都赛区的决赛电视直播中，支持短信更是在电视屏幕下方滚动播出。而且，为了吸引消费者，尺度也放得宽松，只要不是危及到国家利益、触及法律的，都会与大众见面。后来这些短信也被贴到网上，迅速传播。
于是，在2005年的夏季，粉丝们开始拉票，从北京到上海，从长沙到成都。“玉米”、“笔迷”、“凉粉”、“盒饭”、“荔枝”们都训练有素地打出横幅，为自己支持的选手拉票。超女的亲友团们也组织起来在家乡大打亲情牌，为亲人拉票。
对于这一场计划中“由观众决定结果”的全民选星狂欢，最后的效果令策划人们始料未及。到8月总决赛时，李宇春的短信票数已经达到300万。而74岁的老奶奶投票是因为“我的心里只有春”。
顺应并左右消费者
而在整个过程中，策划者层出不穷的作局炒作与消费者的呼应传播紧密结合。
超女节目策划人之一的孙隽告诉记者：“随着比赛的进行，网民们开始疯狂地搜集着一切与超女有关的信息。”
策划者们迅速利用网络开始与场外观众进行互动，并不断改进自己的营销策略。于是，超女们“想唱就唱”，观众则“想说就说”：网络对过程的透明展示以及传播的速度都加深了消费者的参与想象。
对喜欢偶像的评点可以影响到自己偶像的人气，对某位评委的攻击可能可以左右评委的去留。如观众的评论和评委的意见会相左，从而激起矛盾，然后顺应民意地让评委中途退出，从而让消费者更坚定地认为我能左右这个结果。
在经历不间断的传言、网络上的对骂或者痴情的留言刺激后，媒体的大篇幅的渲染，坊间同事对自己的偶像的积极评论，这一切都在加深消费者的印象：我们在参与一件由我们主导的事件。甚至卖报的大妈也会告诉你：买这张报纸，因为这张报纸超女的版面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