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管理之道无疑是建立在中西文化融合基础之上的混沌管理。在李嘉诚的管理中，管理的制度层面主要是西方管理，而管理的文化层面则是融合中西。
李嘉诚：管理需要修已但无法安人
与中国式管理强调管理是“修已安人”的过程不同，李嘉诚虽然也认为“修己”是管理者的首要任务，但不认为管理是“安人”的过程。
李嘉诚说，“在我看来，要成为好的管理者，首要的任务是自我管理，在变化万千的世界中，发现自己是谁，了解自己要成为什么模样，建立个人尊严。”
李嘉诚所说的自我管理，就是中国式管理所说的“修己”。但在自我管理的前提下，李嘉诚并没有强调管理的宗旨是“安人“，而是强调管理者需要使企业生生不息，要赋予企业生命。没有一个企业家或企业实践者，会达到中国式管理的既“安人”又“轻松愉快”的境界。
李嘉诚认为，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高效组织的企业无法负担那些滥竽充数、唯唯诺诺、灰心丧志的员工，同样也难负担光以自我表演为一切出发点的“企业大将”。挑选团队，有忠诚心是基本，但更重要的是要谨记光有忠诚但能力低的人和道德水平低下的人同样是迟早累垮团队、拖垮企业，是最不可靠的人。因此，管理者不可能使每个人都开心。
一生搏击商海的李嘉诚对管理自然有最深刻的体会。李嘉诚十分清楚，管理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不是懂得说上两句人文精神的语言就可以了，而是要在商业秩序模糊的地带力求建立正直的方针。李嘉诚指出，这路并不好走，企业核心责任是追求效率及盈利，尽量扩大自己的资产价值。商场每一天如严酷的战争，负责任的管理者捍卫企业和股东的利益已经筋疲力竭，永无止境的开源节流，科技更新及投资增长，却未必能创造就业机会，市场竞争和社会责任每每两难兼顾，很多时候，也只能是在众多社会问题中略尽绵力而已。
因此，尽管李嘉诚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真传，十分重视在企业管理中注入感情因素，从而赢得了全球职业经理人的尊敬，但我们绝不能说李嘉诚追求的是“安人”的境界。“安人”是中国式管理不切实际的幻想。
李嘉诚对“中国式领导”的超越
李嘉诚还是一个高超的情境领导者。在李嘉诚的领导艺术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中国式管理所鼓吹的单一的“无为型”领导风格，而是各种领导风格的糅合。
李嘉诚把权威型、关系型、民主型、示范型、授权型等领导风格有机地糅合在一起，针对不同的员工、不同的情境采取不同的领导风格。
例如李嘉诚公司所有决策制定前都会开会研究，用数据说话。在决策之前，李嘉诚一定仔细研究员工们的建议，当下属提出有用的建议时，他也会很快接纳。这是典型的民主型领导风格。
在李嘉诚的公司，人员的变动是比较少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员工都愿意为公司奋斗终生。李嘉诚公司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与他充分利用个人人格魅力有直接的关系。李嘉诚麾下的著名经理人袁天凡曾公开表示，“如果不是李氏父子，我不会为香港任何一个家族财团做。”同样，和记黄埔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也是因为李嘉诚独特的人格魅力才愿意长期留在和黄工作。这些都是李嘉诚充分运用权威型领导风格的结果。
在北京东方广场工程建设期间，李嘉诚甚至对每一块建材的选择都要过问，表现出明显的示范型领导风格。因为，这个项目是在中国开工的最大项目，意义非同寻常。而在其他国家，比东方广场规模更大的项目，他都全部放权，任何事情都不过问，体现出典型的授权型领导风格。
李嘉诚领导风格的糅合性，表明他对领导科学与艺术具有非凡的把握。李嘉诚的领导风格，完全颠覆了中国式管理对于领导艺术的非科学设想。
李嘉诚是中国式管理的颠覆者
李嘉诚绝不是唯东方文化论者，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而西方文化也不全都是不好的。那种认为李嘉诚的成功之道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加西方科技的中国式管理偏见，是李嘉诚一直明确反对的。用“商者无域，相融共生”来描述李嘉诚的经营管理之道，是再恰当不过了。
确实，李嘉诚曾经说过，“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及保存员工的干劲及热诚，我相信无往而不利。”
但李嘉诚所说的“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当然包含“外国人的管理哲学”。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管理哲学的反映。李嘉诚并没有独尊中国哲学。
比如，在对比范蠡与富兰克林的思想境界时，李嘉诚就曾经指出，富兰克林要高于范蠡。他说范蠡的功成身退是为了个人的“虚妄”，富兰克林在美国独立成功后，“让位”给华盛顿，从另一方面协助建立美国体制，是真智慧、真伟大。因此，富兰克林的人生境界高于范蠡。而富兰克林的思想境界，无疑是建立在西方哲学(或信仰)的基础上的。这难道不是表明，西方哲学也有高于中国哲学之处吗？
同样，我们从华盛顿辉煌的一生中也能看到不逊于富兰克林的伟大情操。华盛顿那种为祖国民族利益而鞠躬尽瘁却丝毫不为权力所动的思想境界，在中国，也许只有在尧舜禹之先贤时代和孙中山等少数政治家身上才能见到。而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我们所最熟识的，恐怕不是秦始皇式对权力的变态追求，就是范蠡、陶渊明式的“虚妄”隐遁了。
而在李嘉诚的管理哲学中，显然是糅合了中西哲学最优秀的元素。在李嘉诚的管理实践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儒家宽厚为怀的“仁爱”思想，也能看到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李嘉诚在管理中所实践的文化，无疑是一种代表香港文化的新文化。这种建立在中西糅合基础之上的混沌管理，如果贴上中国式管理的标签，实在有悖于李嘉诚管理之道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