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小时候在家，我们村上有三个固定的乞丐，俗称叫化子或要饭化子，他们都是邻村的，一个叫马发龙，是个老光棍，似乎精神有点不正常，但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一个是我们大队另一个自然村的叫范玉富，文革期间因贩卖电灯泡作为投机倒把分子被大队民兵打成了神经病，后来就妻离子散了，我知道他的固定住处是一个桥洞，他一天到晚嘴是总是骂骂乃乃的，经常口出些反革命语言；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名字，是个残疾人，就是站着手脚都要不停地在动，不知道是哪个村的，总是来无影去无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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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人纯粹就是要饭的，村上人对他们的存在也都习以为常了，到吃饭的时候他们往门口一站家里有什么就会主动地盛一碗粥什么给他们，冬天则会加上一个馒头。我们闲来无事也会和他们在一起玩，听他们讲故事，讲荤话。现在这几个早就不在了。另外每年都有苏北的、安徽的、河南的，问他们好象都是说遇到什么水灾、旱灾了，还有就是邻村人家失火了，拿着一个口袋挨家挨户地兜粮食，稻谷或麦子。
孩子时代我们见到最早的生意人是ben豆腐的（ben是个动词,吴方言中是搬运的意思，但至今我不知道怎么写），都是用豆子换豆腐，这个最古老的营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停止。见到外地的生意人就是卖生姜的山东人，一车生姜从山东推到江南，卖完后再推着小车回去。白天去各村沿村叫卖，晚上则睡在人家屋檐下打个地铺。
到了八十年代就有卖袜子的温州人出现了，还有卖走私的电子表的、收购银元的、国库券的等等，后来就越越多了，八十年代传统的集贸市场重新开放，让我们才真正大开眼见。
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大队一直有个工厂，是个拉丝厂，八十年代初期又办了个电镀厂，哪时供销员可是大队的宝贝，我们大队很早就养着这么一户人家，主人专门是为我们大队跑供销的，我们大队专门为他们盖了房，小孩也安排在当地中上学，他们家女儿还是我高中的同学，我1978年就上高中了，那时他们家已经在我们大队住了很多年了。
八十年代后我们村又引进了一名苏州的供销员，全村干部动员我们生产队的一名大姑娘嫁给他，同样大队也为他们建了房。
在我眼里，乡镇企业似乎从来就是有的，打我们有记忆开始到镇上去就有很多的工厂，家具厂、拉丝厂、锁厂、织布厂，只是不是每个大队都有工厂的，大队有个工厂是个非常了不得的事。
1994年11月党校组织我们学员去苏州考察，到了那才知道天外有天，改革开放后苏州人利用毗邻上海的地理优势，无所不用其极，硬是把上海国企的人才、技术、市场挖了过来，提供房子与妻子只不过一碟小菜的事了。就这样苏州的乡镇企业后来居上，超过了六十年代就偷偷开始的无锡。
作为土生土长的江南人，都知道乡镇企业就是从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始的，那时人都很纯朴，找到国营大厂的领导或采购部门负责人，拉关系也就是送上些土特产而已，假如送上几元钱一瓶的茅台酒，收的人也会胆膻心惊，诚惶诚恐的。哪象现在，就是私营企业的采购部经理，哪怕你送他金山银海都敢要。
记得有一次兰州的大客户大概顺道从我们那儿过，记得是开着大卡车来的，到我们大队来，那时乡下人除了热情也没什么好招待的，走的时候就捎了几麻包大米走，生产队仓库里有的是稻谷，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我没人以前那么纯朴但简单，就是用“红包”打天下，反正每一单公开的交易后面似乎都有幕后交易，国企是、民企也是，当然形式是多种多样，越来越有水平了。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就不用细说了。
二、乞丐心理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
三十多年来，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乞丐与ben豆腐、卖生姜、卖袜子、电子表、收购银元、收购国库卷、开工厂、跑供销、做生意到底有什么不同？
现在乞丐正日趋职业化、组织化、企业化，走在深圳的大街上，职业乞丐遍地都是，以前也听说有什么乞丐村，有人靠乞讨发了，盖楼房、包二奶的故事也时有发生。
乞丐与做生意，都是从每一个人那里得到一点点的利益，然后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只不过乞丐是讨要，做生意一个是盘剥。再往深处想，其实人类就在大自然的乞丐，一切的生产行为和经济活动，就是要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
人类在向大自然讨要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只符合这个规则就是合法合理的，市场经济的规则就是最高形式了。
乞丐挨家挨户要一点，是讨；受灾了挨家挨户要一点，是赈济；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大家发动社会的力量募捐是慈善。
寺庙里立几尊佛象，让香客或善男信女去供奉收取香火钱，这是普济；是佛祖在普渡众生，和尚为建寺庙出去讨要，是化缘。
生产一个产品用高于成本的价钱卖给客户，是经营；市场或商店里陈列的各式各样的商品，谁需要就要用高于进价的价钱购买，这是交易；去饭店吃饭，多支付高于成本的价钱，是服务；打个电话发个信息，也要付钱，这是信息服务，为别人提供信息或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则是咨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