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屈斗宫的窑炉，是属于由龙窑向明清时期常见的阶级窑过渡的一种中间窑型——分室龙窑，俗称鸡笼窑。该窑依山坡建造，窑头朝南，北高南低，余坡成12度～22度。窑基遗迹全长57.1米，宽1.4～2.95米，高差14.4米。火膛呈半圆形，约1.65×0.5米，膛前有一长方形灰池，膛后与窑体相联处有5个通火也，略显喇叭状，每也宽0.12～0.17米。窑体底部铺沙，共分17个窑室，室与室之间有隔火墙，墙下有5～8个烟孔。窑室两边墙壁下各有一条火道直通窑尾，窑后避开有烟孔，没有烟囱，大概是由于坡度加大后，无需再立烟囱以加大热量的流通。窑墙而耐火砖砌成，高约1.4米，外加护墙以防止烧窑时突破爆裂。护墙在两个窑门之间，俗称“窑乳”，多用石头和泥土为材料筑成。窑门设在窑室的前端，东面11个，西面3个，门宽0.4～0.8米。这种窑的优点，是将龙窑分隔为单间，更便于掌握火候，以保证烧制质量。

　　瓷器的装烧窑具种类很多，有支圈组合窑具。匣缽、垫缽、托座、三足或园形垫饼、垫圈等。装烧方法以支圈组合窑具复烧和匣缽正置仰烧并重，托座叠烧的方法已退居其次。

　　屈斗宫窑出土的瓷器都是白釉和青白釉瓷器，胎质洁白、细腻、坚硬。白釉晶莹温润，有的呈乳白色，接近于明代的建白瓷；青白釉呈水清色，釉层厚处略显淡绿，极富光泽，有淡雅清真的感觉。与碗坪崙窑相比，产品的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有碗、盘、缽、碟、炉、盒、洗、执壶、瓶、高足杯、盅等，并且每一类产品都有各种各样的造型变化。在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器外模印方法，图形以瘦长莲瓣和缠枝卷草纹居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土器物中，有三件洗底部模印蒙古人头像，戴圆形毡帽，面部无须，身着长袖袍。另有两件三足垫饼，模印三字阳文，其中一为汉文“天”字，另两字分别为梵文和八思巴文，意思与汉字“天”字相当。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命西藏喇嘛教萨迦派首领、国师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作的蒙古新文字，至正六年（1269年）正式颁行。

　　元代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道，德化“除了制造瓷杯或瓷碗碟，别无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大量的瓷器是在城中出售的，一个威尼斯银币能够买到8个瓷杯。”德化古瓷窑址的发掘，用实物资料向人们展示了宋元时期陶瓷业生产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屈斗宫窑址保存下来较为完整的古窑体和数量很多的宋元瓷器遗存物和生产工具，为后人研究宋元时期陶瓷手工业生产状况乃至社会经济生活、海外交通贸易等方面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把它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字保护单位。

　　宋元时期，泉州的安溪、南安、晋江、永春的陶瓷业生产也都有较大的发展。现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古窑址、南安最多，计47处，主要分布在东田、罗东、官桥、水头、崙仓等地。安溪居德化之后，计36处，分布在魁斗、龙门、长坑等地。晋江发现了12处，集中在磁灶附近。永春发现6处，在玉斗、湖洋等地。在如此众多的宋元古瓷窑中，晋江磁灶窑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晋江磁灶梅溪两岸的小山丘上，散存着很多古代窑址，人们习惯于把磁灶辖区内以及与之相邻的南安官桥、水头一带的古窑址称为磁灶窑系。这里临近港口，盛产瓷土，南朝时即建窑制陶，历经唐、五代，至宋元而盛。在岭畔村的蜘蛛山、土尾庵、童子山、山坪，磁灶村的许山、宫仔山、顶山尾、大树威，前埔村的曾竹山、金交椅山、溪乾山以及官桥下洋村的斗温山，都发现宋元窑址，其中土尾庵窑、蜘蛛山窑和童子山一窑、二窑，已被列为福建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宋元窑址一般有范围大、堆积层厚的特点，如曾竹山遗址，有8条窑床露于地表，遗存物散布面达1.6万平方米；土尾庵窑的堆积物最厚达4.5米，属多次堆积，并且窑床互相叠压。蜘蛛山、童子山窑经试掘，皆属龙窑，其中童子山一号窑床中段宽2米，砖砌，有烧结面。

　　磁灶窑的产品，胎骨较为粗糙，呈灰白色，若瓷若陶。釉色种类繁多，有绿、青、黄、黑、酱色等。其中以绿釉瓷和彩绘瓷最具特色，绿釉瓷色泽鲜艳，富有光泽；彩绘瓷分为素胎褐彩和釉下褐彩。器物成型一般用轮制，兼用模制。装烧方法以匣缽正置仰烧和托座叠烧为主。

　　磁灶窑发现的陶瓷器物种类繁多，主要是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如：碗、盆、军持、执壶、瓶、罐、炉、托盏、粉盒等，每一类又有许多不同的造型。饰纹有花鸟虫鱼等，装饰技法有印花、彩绘、堆花、贴花、划花、剔花等。在彩绘器物中有的还题有诗句，如“三月当濂禁火神，满头风碎踏青人。桃花也笑风尘客，不插一枝空过春。”又如“七十有叁春，年来尚当发；山河无寸草，天地是何人。”大概是匠人的随意之作。此外，黑釉器物中，有些在内壁刻有“明”字铭文，肯定是当时摩尼教徒订做之物。1980年在晋江罗山草庵寺前龙泉书院遗址发现内壁阴刻楷书“明教会”三字的黑釉碗及残片，都是磁灶窑的产品。这说明在宋元时期，晋江一带摩尼教传播规模和信教群众的人数都相当可观，以向窑场订制饮食器具，供宗教活动之用。

　　宋元时期泉州陶瓷产品的外销量很大，泉州以及闽南、闽中一带生产的瓷器，大多由泉州港装船出海，一路经明州 （今浙江宁波）渡海至朝鲜、日本，另一路经澎湖转往东南亚和印度洋周围地区。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六月，提举两浙路市舶司发给前往日本的泉州商人李充的公凭中，清楚地记录了货物中有“瓷碗贰百床，瓷碟壹百床”。日本各地发现的中国宋元瓷器中，有不少是泉州一带瓷窑烧制的。东南亚是古代泉州商人经常往来的地方，宋元瓷器在这里无处不见。在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博物馆里，收藏着大量的中国宋元瓷器，专家们一眼就能辨认出其中属于泉州瓷窑的产品。如菲律宾发现的磁灶窑蜘蛛山、土尾庵窑烧制的双龙抱珠、缠枝牡丹的绿釉军持、黑釉军持和龙瓮；雅加达博物馆里也有这类瓷器。在马来西亚和沙捞越的博物馆，新加坡李光前文物馆里，有数量可观的德化窑、安溪窑、南安窑生产的各种军持、瓶、盒、盆、罐等。西亚的土耳其、伊朗等地，北非的埃及、摩洛哥、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地，也都发现宋元时泉州生产的瓷器。元朝至正三年（1342年），到过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他的东方游记中就说过：“中国瓷器在刺桐（泉州）和泰克兰（广州）制造。瓷器价格在中国像我们陶器价格一样，或更低廉。此种瓷器远销印度等国，远至我国摩洛哥，是最好的瓷器。”这些都说明宋元时期，泉州生产的瓷器是重要的外贸商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