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国以来的社会大变革，使市场需求出现了大逆转，大型庙宇建筑越来越不合时宜，陶塑人物花脊装饰亦随之失去了广阔的市场而走向衰亡。此后，陈祖、黄古珍、陈惠岩等著名陶塑人物大师又相继回到古玩行中发展，在经受了人物花脊阶段的历练后，他们及其后来者如潘玉书、刘佐潮、刘传、廖坚等的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新貌，对比初始阶段的作品，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总体风格特点上，无论从题材、造型、形象刻画、釉色和烧成温度等多方面的艺术工艺对比，确是给人以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原因似乎是在于作者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与突破，其实并不尽然。晚清百余年的史实说明，这种质的飞跃，其根本原因，是在于艺术陶塑人物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琉璃陶塑人物花脊阶段创作实践的洗礼，使之进入了艺术陶塑人物的成熟阶段。这种重要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１、艺术陶塑人物作为南国陶都的特有品牌，已趋于定型成熟，个性特质越来越明晰，最终形成统一的艺术风格。胎质是在人物花脊陶胎的基础上，加上艺人的合理调配精练，尤其是脸、手等细部的胎料更为细腻匀净，以便细致刻画；烧成温度统一在１１００℃以上的高温，而非此前的高低温并存；艺术造型摆脱了此前单个坐立造像的单调呆板，出现了两个或以上人物的组合构思，丰富了人物的内涵与相互呼应；而体态造型比之花脊人物的戏剧功架势，更为写实，能结合人物性格，生动自然并富于变化；釉色一致采用高温传统灰釉，并发展和完善了花脊人物的脸部或其他肌肤露胎、衣饰施釉的传统，从而形成自身的特色。

    ２、题材广泛，贴近现实生活。创作思想更为解放，大大改善了此前以仙佛为主的单调造像模式，吸取花脊人物中多种性格人物的创作手法，题材更多样化。既有神仙佛等多种写实变化的新颖造型，又有历史人物、神话人物，而且还出现了“打蚊公”、“钓鱼翁”、“瘦骨仙”等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并赋予其更深的思想文化内涵。

    ３、人物造型刻画讲求形神兼备、内涵丰富。在造型手法、形象刻画上，不仅十分注重继承花脊人物的创作传统，而且尤为突出的是，善于吸取传统国画人物表现手法和体态造型的精髓，处处体现出国画人物的神韵。人物的形象刻画，既有国画写意人物的夸张手法，重神似而轻形似，线条简练含蓄，恰到好处；亦不乏国画工笔人物的精雕细刻和细腻轻柔。并且还注意调动人物的神情、动态、服饰等多种手段，强化人物的性格特征与思想感情，这是此前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衣纹的处理简练概括，俨然是国画人物的三维表现形式，以至成为此时期陶塑人物又一个重要特征。

    ４、釉色运用绚丽多彩、更有针对性。除充分发挥仿哥、钧红等传统仿名窑釉色及翠毛蓝等窑变釉色的长处，使作品的色彩更具古朴的特色外，还善于灵活运用茶叶末、蟮皮黄、老僧衣、天目釉、铁锈釉等创新成果，使之有利于人物性格的烘托，大大丰富了人物的表现手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以上种种新气象，使石湾艺术陶塑人物的总体面貌焕然一新，遂在海内外得以名声大振从此步入中国以至世界陶瓷艺术的大雅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