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艺术陶塑人物，广东俗称石湾公仔，是一种很有地方特色的艺术欣赏品，在它的定型成熟时期，颇受海内外收藏家的垂青，被国内文博收藏界称之为“石湾窑”系列。仔细观察这类作品，会发现其特征十分明显，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子。首先其胎质是一种经过认真的挑选和精练的陶胎，烧结程度较高；釉质是当地传统的灰釉，常用各种仿钧及窑变釉色。尤其是人物艺术造型和形象刻画生动传神，人物的脸部或其他肌肤露胎。这些独具一格的艺术造型表现形式，在陶塑人物艺术上另辟蹊径，其对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内涵，不仅具丰富的表现力，而且有其特殊的魅力，是故其优秀作品一经问世，便深受人民大众所喜爱。显而易见，这种独有艺术风格的形成，即使在外行人看来，也知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弄清这种发展脉络，对我们鉴赏、甄别、断代这类艺术陶塑人物，将是大有裨益的。
笔者曾参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石湾镇区的文物普查，在此期间曾对此问题作过专题调查。大量史实说明，石湾艺术陶塑人物，曾经历了初始、突变和成熟三个发展阶段。作为人物艺术陶塑的根基石湾日用陶制造业，到了明清时期已形成庞大的生产体系，严格按产品种类分行，分门别类进行专业化生产的模式，使其内部分工为多个产销行头，从明代的８行猛增至清末民初时的２８行，其中就有花盆、古玩、黑釉、白釉等艺术陶类行业。在其全盛时期，石湾的陶窑达１０７座，各行商号共计近千家，大小寮场作坊千余所，直接或间接从事制陶业的工人不下６万人。传统的制陶和煅烧技术日臻成熟，产品种类名目繁多，总数不下千余种，从而打响了“石湾缸瓦”的优质品牌。在釉色研制方面亦取得了重要的突破，除传统色釉种类外，逐步确立了善仿名窑的釉色特点，成功研制出仿钧、仿哥、仿汝等高温灰釉，为形成自身的釉色特征奠定了基础。石湾人物艺术陶塑，就是在这一时期从制陶业中派生出来的，无论从胎质、釉色、成型制作以及烧成等环节所显示出来的特征看，无不带着日用陶技术工艺的烙印。明代至清中叶，艺术陶类产品的生产规模尚小，仅为黑釉行、白釉行和花盆行的副产品，而且还是仿名窑的花瓶、水仙盆、文房用品等器皿类为主。至于陶塑人物类，则仅有少批量的生产，多为寿星、仙佛类的座像，早期的往往连脸部通体施同一种釉色，严格地说，仍算不上人物的艺术造型，仅为一般的陈设供像而已。而且烧成温度不一，既有高温灰釉，也有低温铅釉，高低温并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清中叶古玩行成行后，才有所改善，然而从陶塑人物类的总体上说，仍未见新的突破。因此，这一阶段当属艺术陶塑人物的初始阶段。
清中叶以来，广州、佛山及珠江三角洲一带讲究庙宇豪华装修成为时尚，尤其是瓦脊艺术陶塑装饰之风大盛，这类屋脊装饰本为花盆行所承造，其早期产品是各种琉璃瓦脊，其上仅有各种卷草纹或博古线文的贴塑装饰，当地陶工称之为花脊。而这种琉璃与北方琉璃的区别，就在于釉料是高温灰釉，而且与胎体是一次高温烧成的。清中叶后，这种琉璃陶塑花脊艺术，得以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并在设计造型上实现了由花卉鸟兽发展到故事人物的重大突破。尤其在清道光年后，以故事人物为主体的花脊造型设计达到了此类装饰艺术的最高境界。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一批古玩行陶塑精英的积极参与。琉璃陶塑人物花脊装饰的使用，由于清代制度的限制，大多只用于庙宇主体建筑的正脊、廊庑的屋脊或照壁的顶脊。通常采取总体布局设计、分块组合的方式，局部的单块长５０—６０厘米、高８０—１５０厘米、厚２０—２５厘米不等。其题材创意与本地的戏剧文化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往往以一齣戏剧故事为中央主题，民间故事及寓意祈福的内容为两侧副题。塑制时根据总体设计图样，分块完成其中的戏剧故事群组人物、鸟兽，配以多种建筑物背景道具，以及周边装饰图案。上施传统及窑变钧釉等釉色，协调和谐。一脊之中所塑人物数十至百个以上，其体态造型取法于戏剧舞台人物的功架，千姿百态；人物塑造一如戏剧脸谱式角色，栩栩如生。其中的舒展夸张与恬静内敛兼备、动静皆宜，与初始阶段的造像式造型相比，不可相提并论；而左右两侧副题大型人物的塑造，则风格迥异，不受舞台场景和剧情限制，作者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人物造型着重生动自然，形象刻画更为细腻写实，达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成熟时期人物艺术陶塑的初始形态。而且，所有这些人物的面部、手部均不施釉，以便在煅烧完成上脊安装前，对主要人物的面部作戏剧舞台式油彩“开面”处理，增强其艺术效果。正是这种花脊人物设计创作的实践，给陶塑艺人以广阔的施展空间，以及多类人物造型塑造的锤炼，陶塑人物艺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和提升阶段。这种屋脊装饰艺术由于制作精美、色彩斑斓、内涵丰富，一经出现，便风行广佛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广西，遍及港澳和东南亚华人地区，但凡新庙宇落成，往往争相定做安装。如此独具地方特色的陶塑艺术，不仅在中国，哪怕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因而，花脊陶塑人物艺术在晚清时的异军突起和广为传播，正是石湾陶塑人物艺术风格形成的关键阶段，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可称之为突变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