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壤，她与朝方合资开办了一个矿山，挖掘煤、铁和有色金属。作为合资的代价，她把80辆斯太尔卡车交给了朝方，对方则用矿产来回报她。就像以往一样，朝鲜要卖出货物以换取外汇，但这些货物他们自己也需要。今年4月份，朝鲜停止了煤炭出口，她保持了耐心，一直等到8月朝鲜的煤炭出口重新获得许可。

    边贸：朝鲜的生命线

    作为黑龙江商人，崔秀镇“前辈”是中朝边贸的标志性人物，在朝鲜官员心目中亦颇有地位，其中最为明显的征兆是，他与朝鲜政府高层有直接交往，曾向朝鲜领导人赠送了一对白虎作为贺礼。在朝鲜商业机构拖欠他的4000多万美元中，有相当一部分至今没有偿还。但在与同行的接触中，崔秀镇几乎从未流露过失望和沮丧，即便他的公司如今在丹东数百家边贸企业中只能处于中上位置。

    就像那些基于人道主义的韩国援朝人士一样，崔秀镇在中朝边境线上被看作是“对朝鲜有突出贡献”的朝鲜族商人中的代表。

    本报记者试图联络崔秀镇，但其公司的职员表示，崔最近一直在朝鲜停留。

    在距离丹东市区20公里车程的鸭绿江入海口，一个码头非常之小，因此被当地人以“一撮毛”命名。不过这个码头亦是与中朝友谊桥享有同等地位的边贸口岸。10月16日，码头附近遍布小岛的海湾间不时有渔船出没。渔民刘启惠说，稍早前他们可以在海上用日用品与朝鲜的商社交换海鲜。

    这些属于朝鲜的岛屿盛产芦苇，当地商社把芦苇卖给中国，有时以外汇比价参照结算，有时则直接换回日用品和各种物资。

    现在，刘启惠已经“不做边贸了”，他自己觉得有点“不合法”。他的最后一次对朝生意是在去年秋天，用一小船大米、农用薄膜等杂货换回了3小船苹果，赚了800元，成本也只有1400元。

    这正是中朝边贸中真正富有传奇性的一面：饥渴的朝鲜既需要巨商富贾的4000多万美元，也需要普通渔民的1400元人民币。

    进一步的效应则是，每一笔物资、外汇，仅仅影响了商人们的生意经，却深入地影响着朝鲜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去年10月9日，马晓红正在朝鲜停留，如果当时有人告诉她，今年此日会有核试验发生，她会略感惊奇。“无论去年今年，我都不太相信朝鲜真有核武器。”以其对朝鲜的了解，她曾如此猜测。

    “不过听到真的进行了核试验的消息，我也没太惊讶，”她说，“我觉得也是铺垫了很久的事情了。”

    核试验举行的当日下午，她对几位朝鲜客户谈起此事，对方均十分自豪。这些客户属于朝鲜精英阶层，在“不方便透露名字”的相当于“中石油”这样的重要企业任职，精通数门外语，对世界风云了然于胸，“目标性很强”，很有毅力。她的看法是：“朝鲜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国家。”

    对朝鲜这个国家，这些边贸商人虽算不上非常了解——那些边贸一般都只是严格地指定了停留地点的接触——但至少已是最了解它的外国人。在他们的描述中，一切如同一种古旧又矛盾的历史场景。

    单明毅每每经过朝鲜乡野，看到那里的田畴上生长的玉米往往又小又矮，不过到了朝方指定的中方边贸人员停留地点“鸭绿江大厦”，对方的商业代表却比中国商人们表现得更有学识。朝鲜重视教育，人口素质高，一旦与外界接触就迅速地达到“什么都懂”的地步，使得马晓红对普通朝鲜人甚至不无钦佩。但另一方面，在旅途上，她也一再看到荒凉的土地、原始的农具和消瘦的耕牛。

    最近的历史场景当然就是这次核试验，朝鲜始于1955年的核弹研究，有了第一声沉闷的爆破。像很多边贸商人一样，他们并不太关心这些。由于熟悉朝鲜，他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象征性的事件未必有象征性结果。

    “朝鲜有电脑，有可口可乐，可是朝鲜现在还是朝鲜。”马晓红说。

    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丹东各个口岸，对朝贸易的萧条仍在继续。大多数边贸商人仍在观望。

    为了把朝鲜的矿产尽快地运回国内，这位女商人已经决定在明年购买一艘价值300美元的船，投入到与朝鲜企业的合资当中。即便认为自己随时会被“挤碎”，即便各种中国企业从朝鲜撤资的消息不断传出，她仍然要这么做。在她所在的写字楼里，来往着各种各样的边贸商人，没有人真正建议她停手。

    只有这些冒险家们最知道，朝鲜有多么需要与中国的贸易。因此，无论联合国安理会的议题是什么，他们只相信自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