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接手饭店就遇到了两件棘手的事情：有一次环保部门进行卫生检查时在我们这条街上发现了老鼠，周围的邻居都说是从我的餐馆跑出来的，我心里虽然清楚做宾馆餐饮业根本无法保证灭绝老鼠，不仅仅我餐馆里有，其他饭店和宾馆里也都会有，但是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交了罚金。检查之后，我专门找了当地的一家很有名的卫生清洁公司签订合同，委托他们定期来餐馆灭鼠。等到下一次卫生检查时，又发现了老鼠，周围的宾馆饭店老板自然又是把责任推到了我身上，可当我拿出卫生合同以及那家公司每次做完卫生后的记录后，他们再也无话可说，老老实实地接受罚款。

　　还有一次，隔壁宾馆的经理向我责难餐馆的油烟太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意，于是我就带着这位经理找上一家厨房清洁公司，让这位经理把他的要求告诉清洁公司，然后同这家公司签订厨房清洁合同，即便以后厨房油烟再大，我的这位邻居也不吭声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时刻给我警醒：中国人在海外谋生不易，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要多用用头脑，据理力争，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在我加强治理餐馆卫生的同时，我还特别注重提高餐馆的餐饮和服务质量，要求员工们不能因为经常光顾餐馆的多是外国人而随意糊弄，要在每一道菜肴和每一项服务上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不能为了省事而坏了中国菜的名声，还鼓励厨师们开发新的菜肴。虽然经营成本提高了，可餐馆的客人也增加了很多。

    特别让我引以自豪的是，中国书画界的泰斗刘海粟老先生在其94岁(1989年)高龄客居汉堡时，因为喜好活鱼菜肴常常光临我的餐馆，并为我题下了“味珍”二字，鼓励我在厨艺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正因为我用心在厨艺上下功夫，才使我以后有幸被选为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的理事。

    全新的感觉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还只是关注自己餐馆的生意，对于参与侨团事务并不是很积极。一是自己还没有一份像样的基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侨务；另一方面是认为中国人太少，难以形成气候。但有两件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我们称为“晨曦事件”：1993年的一个清晨，德国劳工局以“清查黑工”为名，同时在德国各大城市联合对100多家中餐馆进行大搜查，新闻媒体也对这次行动作了大量负面报道。结果中餐馆正常的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一些中餐业者的合法权益也受到侵害。

    第二件事情是“狗肉事件”：1995年，德国最大的报纸《图片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中餐馆杀狗卖狗肉的事情，语气极其恶劣。该文不加区别地将个别现象与整个中餐业联系起来，使得视狗如同家庭成员的德国人对中餐业者十分反感，中餐馆的业务也因此受到了很大影响。

    在这两起事件中，因为我从事餐饮业时间比较久，对德国比较了解，人也本分，同业者都信任我，我就和德国的几位老华侨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组织和领导中餐业主联手反击的职责，并且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迫使事件的责任方向我们中餐业主进行了道歉。

    事件过后，我回想起事件中积极参与的中餐馆业主和众多中国同胞，猛然发觉原来今天的华侨华人团体已经较之我初来德国时增长了十几倍，难怪德国人开始注意到势力逐渐强大的中国人群体了。中国人增多了，就需要自己的社团来维护我们中国人的利益，可是那时德国和汉堡的华侨社团还非常少，刚好我的事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于是就主动投身到了各种侨团事务中去并担负了一些领导职务。

    在投身侨团事务的这些年里，我经常往家乡跑，亲身体验到了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家乡面貌和居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我的心里是由衷地高兴。再看看德国的城市，这些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感觉它们反而落在了我们的后面。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人在国外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并且越来越多地得到当地人的认同。

    我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走在德国的马路上，德国人总会问你是不是日本人；可要换作现在，德国人多半会问你是不是中国人，有的德国人还会用汉语的“你好”向你问候；那时候中国人去德国的旅游景点参观，基本上看不到中文介绍，更不用说中文解说了；可是现在如果你参观新天鹅石宫等著名景点，不仅有中文介绍，还有中文导游。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侨华人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再也不用点头哈腰、看他们的脸色行事了。可以说，祖国的发展同我们这些海外华侨华人的命运紧紧拴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