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海外谋生不易，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他们是怎样运用头脑，据理力争，来维护自己的尊严的呢？

    中国人中有这样一个族群：他们背井离乡，远离故土万里之遥。为在异乡立足，他们都曾辛苦拼搏，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与耐力，弥合那跨越了文化的隔阂。全德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执行主席、德国汉堡中国酒家总经理邝伟森就是其中的一员。40余载的海外生活，这位广州老华侨对其中的苦楚与荣耀可谓再清楚不过。以下就是他对笔者讲述的故事：

广州·香港·德国

    我祖上生活在中国广东省番禺县，是个掌勺世家。父亲自小即得祖父的厨艺真传，刚及成年就和我的五叔闯荡香港，在中餐馆里辛苦打工。1942年，母亲正怀着我的时候，传闻日本人要攻打香港，全家逃到了广州湾(今天的湛江市)。日本人被打跑后，父母选择回到家乡广州，重新创业。

 我随父母回到家乡后，先后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在一家机械工厂里做学徒工。由于我家被错划成了地主，父亲为此受到歧视，他和五叔又跑到了香港谋生。我这时也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指派下乡劳动改造。对此，我怎么也想不通，心情坏极了。到了1961年，父亲在香港渐渐站稳了脚，我也去了香港。只有母亲不愿离开家乡而留在了国内。

    到香港的最初几年，我和父亲、五叔凭借着辛勤劳动，事业不断得到发展。在生意最红火的年分，我父亲和五叔拥有2家中餐馆和3家烧烤铺，可以说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说心里话，在香港的那段时间并没怎么太想家，更没有漂泊在外的感觉。一是因为香港和广州离得近，又都是讲广东话；二是自己没有想到会离开家乡那么久，总盼望着赚了钱回到家乡孝敬母亲。

    可是祸福相伴，到了1967年，香港社会出现动荡，餐饮业受到很大冲击，我们辛苦创下的基业在这场动荡中毁于一旦。怎么办？香港自然是没法继续呆下去了，家乡又回不去，摆在父亲和五叔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去国外搏一搏。刚好叔父有朋友在德国餐馆里做工，于是就介绍五叔于1969年先去了德国，一年之后父亲也去了德国。1971年，我在父亲的帮助下，也踏上了远赴德国的旅途。没想到这一走又是一个10年。

    少小离家老大归

    到了德国，我经人介绍在德国中部地区的一家中餐馆里打工。这家餐馆的老板为人很好，也经营有方，在德国四五个城市都有餐馆。他看我肯吃苦，做事本分，厨艺也不错，因而很是看重我，让我轮着在他的几个餐馆里做工，并且给了我各种机会锻炼厨艺。而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平日里虚心向餐馆里的老师傅们请教，下班后就呆在家里自己琢磨。刚开始工友们还找过我去赌场或是打麻将，在吃了几次闭门羹后，都说我“人怪”，以后也不找我了。久而久之，我的厨艺有了很大提高，在德国的中餐业界也有了点小名气。

    就在我潜心研习厨艺的时候，我的父亲却于1972年撒手人寰，这是我离开家乡后心灵上遭受的一次重创，那个在坎坷路上一直为我挡风遮雨的人去了。可是我却不敢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万里之外的母亲，担心母亲没法承受这一事实。没想到这一隐瞒，就是8年之久。

    1976年起，受老板指派，我开始在他汉堡的中餐馆里做工，后来又替他打理店面。那时候，我的生活已有了很大保障，可思乡的情绪却随着离乡日久而浓厚起来。平日里一有空就给母亲写信问候，一旦有朋友从广州过来，总要请来问一问家乡的情况。听说国内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社会秩序恢复稳定，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后来又听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就萌发了回家看一看的念头。尤其是我也想亲眼再看看自己日思夜想的老母亲。

    1980年，我收拾好行装，带上3岁的儿子在离乡20年后第一次回到了广州。这次回家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那天，母亲就坐在家门口外的一张板凳上向临街的马路上张望，当我出现在她面前时，我们就如同入定般地对视了足有一分钟，仿佛不敢相信这阔别后重聚的真实。直到泪如雨下，我奔向了年迈的母亲，与她紧紧拥抱。那次回家，我足足陪伴母亲一个多月。

    德国邻居的脸色

    回到德国后不久，我的老板因为年岁已高，不想再从事餐饮业，就把汉堡的中餐馆转让给了我，我在辛苦打工了20年后终于自己做了老板。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我做上了饭店经理后，我才发现在德国经营中餐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时候，德国人对待外国人非常苛刻，尤其是对亚洲人。不说时不时地要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刁难，就连身边的德国邻居也要常常给我们中国人脸色看。特别是我的餐馆周围都是德国人经营的宾馆和饭店，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经营的饭店总是投以歧视的眼光，一有事情就往中餐馆泼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