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华为则坚持自己的战略投资方案。因此，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一幕也在华为邀请的其他的战略投资者身上重演。 这些跨国公司有的建议与华为在某些特定产品领域开展合作，有的希望能与华为成立“最好只有两方”的合资公司。况且在一些跨国公司看来，华为是一家非上市公司，其财务内涵可以保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合作会变得复杂。 在与跨国公司的谈判过程中，华为的资本合作模式也在不断地发生衍变，任正非基本放弃了与一批世界级企业同时建立战略资本关系，实现华为公司整体上市的不切实际的想法。2003年，和美国思科之间的知识产权官司，使得已走出国门的华为产生了欧美海外市场拓展的危机，从而加速了与3COM成立“只有两方”的合资公司的进程。 在合资过程中，华为发现了自己的非核心业务和未来趋势性业务，在这些跨国公司眼中，也同样能产生的巨大的附加值，一系列有关合资的谈判在华为稳步推进。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华为与西门子成立了鼎桥科技公司；与松下、NEC成立了上海宇梦通信科技公司，与赛门铁克成立“华赛”，与+海底光缆工程系统公司成立“华海通”。 “这些合资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华为最终资本策略的部分尝试。”熟知华为内幕的人士认为。他透露，早在2004年开始，华为制定了先分拆后上市的思路。“华为最终会将各个业务块分开，分别引入战略投资者，再实现分别上市。” 另类”战略投资 华为将对新市场的探索和转型放在体外，始终保持一种谨慎和务实的态度。这种进退自如的战略投资方式，使得华为永远都不会伤到他自己。而明基、TCL、甚至联想，则是风险投资的做法，投资一旦失败，企业就会伤筋动骨。

    被采访的对象大都认同，华为正在用相对“另类”的模式打造一个庞大的华为“系”。 这种另类体现在两个方面，它不同于西方公司譬如思科、微软那样，凭借手中的资本，购并相关的技术型公司，以做全自己的产品线和扩大市场份额；也不同于联想、明基、TCL那样，以“看上去较低的价格”收购大公司已成型的标准化了的产品线，试图借助对方已有的市场资源和品牌，来实现“规模化”“国际化”。 在Frost & Sullivan（中国）公司总裁王煜全看来，就目前而言，华为的这种模式是成功的。“华为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公司。” 王煜全说，“这体现在华为真正操作实力上的国际化和操作方式上的国际化。华为与跨国巨头的合作，遵循的是战略投资，而非风险投资。” 王煜全认为，华为将对新市场的探索和转型放在体外，始终保持一种谨慎和务实的态度。这种进退自如的战略投资方式，使得华为永远都不会伤到他自己。而明基、TCL、甚至联想，则是风险投资的做法，投资一旦失败，企业就会伤筋动骨。 “企业的发展要循序渐进，要先学会爬，再学走，然后再学跑，这是企业做到的最高境界。” 王煜全说，“在国外还没有学会如何掌握和控制一个企业时，就用资本的方式来运作，就是没学会走，就开始跑了。你接上一个大摊子，没有调整别的企业的能力，怎么可能赚钱？只能是赌CEO 。” “华为做事的方式是，先让小狼去试试，看有没有肉。如果有，大狼全力跟进。”熟知华为内幕人士这样认为，“华三模式的成功，必定刺激华为在这一模式选择上的加速度。但华为这一成功模式，很难复制。” 第一，华为民营企业的身份，决定了华为可以自由地选择对外的合作对象和合作模式。华为的非上市公司身份，使得华为避免了冗长的审核与决策过程。“论实力，中兴也较强势地对外合作，但它既是上市公司，又是国有企业。其资本结构不方便迅捷合资并做大合资公司。” 第二，跟华为的形象和实力有关。“象华为这样有知名度的企业，在国内并不多见。而国内有知名度的企业，大多是‘贸、工、技’起家，譬如做PC的公司，在产品和技术上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如果和跨国公司合资，只能是‘以市场换技术’，最终还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第三，跟华为的资本需求有关。熟知华为内幕人士认为，华为在18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在一些还未明朗的趋势性或前瞻性领域，养这么多的人才需要大规模的人力资源成本。而华为不是上市公司，无法从资本市场上去筹集资金，所以“以人才和技术换投资”成为华为的一条捷径。

    “早期，华为曾经试图通过员工内部创业，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熟知华为内幕人士说，“但最终证明是行不通的，这些内部员工出去创业的公司，譬如港湾、钧天等，在势力形成后，纠集在一起，对华为形成威胁。”
 评论： 华为为何爱合资？

    华为与对手思科的扩张方式不同。思科是通过跳跃式的并购方式实现企业的超常规扩张，而华为则主要采取合资的方式（除了华为并购了港湾——这次带有收编原华为人性质的特殊并购外）扩张或进入新市场。笔者认为，选择与国际公司合资方式进入新市场，是华为理性明智的选择。理由如下： 一是有利于现金流的健康。并购要一下子拿出大量真金白银，而合资方式投入的钱要少得多，而且是合资中的一方，往往可以以技术、人员、设备等入资。华为不是上市公司，没法利用股权交易和增资扩股的方式，实现并购。尽管华为的相关领导不久前曾表示，华为不缺钱，现金相当充裕，可是，通信业作为高投入高风险行业，技术的更新换代很快，新产品新项目的研发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要说华为钱足够多，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尽管没有上市这个融资渠道，但是华为有自己的“资本”——对比中国其他IT企业，华为不仅拥有中国本土市场经验和资源，还有他们多不具备的技术和人才实力，而这成为华为与跨国企业合资的资本和重要筹码。这也是华为的合资与国内其他“传统合资”案例存在差别的原因。华为的合资不是为了市场换技术，而是市场换市场（国内市场换国外市场）、人才、资源换市场或资金的投入。实际上，在华为的几个合资案例中，华为基本上是仅投入人员和技术而“不投分毫”就实现了合资的目的。 二是规避进入风险。合资、并购都是比自己投资自己发展进入新市场更快速更积极，但并购要比合资更直接更快速，相应的风险也要比合资大得多。而在激烈的竞争背景下，华为要抓住市场机会，要自己单打独斗自我扩张，显然不再符合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和潮流，而华为选择合资的方式更为明智——不但更为快速而且还降低进入风险。 三是战略进退更加灵活。与并购不同，合资往往不是“最终结局”。现在很多并购，像法国饮料巨头达能在中国市场的并购，实际上不是一下了就收购一家公司，而是先通过第一步先设立合资公司，然后用合资企业收购被收购这家公司的资产。从这个方面看，合资常常成为并购的一个步骤。可以说，没有永久稳定的合资方式，最终的结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在合资的蜜月期结束后，适时进入或退出，要看双方实力的较量和策略的选择。比如，华为当初与3COM合资成立H3C，主要目的是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品牌。现在华为在国际市场上已由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国际市场也走通了，该合资公司的阶段性使命已经完成后，华为“果断”退出。与此同时，华为又“意外”收获一笔数目不小的投资收益。

    最后，也是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理由，是可以降低文化融合难度。并购尤其是跨国并购，除了公司文化差异外，还有国与国文化的不同。实际上，很多著名的并购案最后失败的原因是由文化难以融合而导致的。而华为的文化太强势，决定华为采取并购的扩张方式不易成功。 尽管华为已经成为了国际化的大企业（根据华为公布的业绩数字，2006年华为销售收入为656亿元人民币，合同销售额达到110亿美元，其中有65%是来自海外市场），但是华为的文化还没有实现包容并蓄的职业文化和大企业文化。无论是外界所传播的“土狼”文化也好，还是“ 军营”文化、“床垫文化”，也许都不能代表华为文化的全部，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华为人、华为文化都打着深深的“华为”烙印，接触到的华为人，给人感觉都是浓重的华为特色。而以华为的性格显然采用并购方式去强势整合“外来文化”，不如用合资方式以华为的强势文化“和平演变”外来文化的胜算更高。事实上，据笔者了解，华为的合资公司如H3C更多是表露出华为的文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