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其实并不是技术或产品，而是社会发明。试想一下美国宪法、货币或者市场机制等概念的诞生。它们永远都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就此意义而言，在期待中国的微软之前，我们也需要中国的摩根士丹利、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中国的麦肯锡、中国的奥美等商业支撑体系，同时更需要自由市场、法治等社会支撑体系！
“创意创造生意，想象力创造利润率”，在一个内心荒芜的时代，曾经的诗人江南春转而向商业世界寻求诗意。可是，我们的头脑早就被格式化了，还能有什么想象力与创造力？
杨振宁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创新可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四种体系，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暂时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其实，科学、人文、商业之间本就相通并互为促进，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比尔·盖茨、任天堂与爱因斯坦、杜甫或可并存。
美国学者波特的一个观点早已被广泛认同：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难替代、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很难想象，一个在文化上未有丰富创造的国家，能实现真正的“崛起”和“复兴”。
教育部部长周济曾坦承，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足是中国教育的致命缺点。张朝阳回忆起当年水木清华的校园生活时仍不胜感慨：“被伤着了”“不停地比，比谁的作业先完成，谁学习的时间最长……整个小社会只提供给你一种可能性……”在《中国企业家》采访的10多位“80后”创业者中，许多人都从未在传统教育体制内获得肯定。
什么样的市场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家
“在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期许，以及这个财富群体的自我膨胀即将达到顶点。”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被夸大的使命》一书中说。在并不漫长的中国当代商业史上，许多大企业声称要做“中国的微软”、“中国的IBM”、“中国的GE”、“中国的松下”、“中国的索尼”、“中国的麦当劳”、“中国的可口可乐”、“中国的八佰伴”、“中国的巴菲特”、“中国的索罗斯”……都纷纷倒下了。为什么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帝国能在30年的跨度里“都经受住了考验？
商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与人性间的战争。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言：“在任何时候，人，都是输给自己的。”张树新，这位“可以把读哲学当作休息”的企业家，曾这样反思道：“每个人都有误区，总是认为自己不可以被别人替代。”在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传统、“一年合伙，二年红火，三年散伙”的中国商界，你能找到一位像保罗·艾伦那样甘当“绿叶”、几十年默契如初的绝佳拍档吗？大多数成年人都能顺利爬上香山，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登顶珠峰。不少温州商人在资产过亿后欲再攀高峰，却纷纷遭遇“高原反应”。如果并购重组意味着自我退出，对于视企业为“己出”的企业家来说，这不啻为自我宣战！“万科不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作品。”像王石这样有着清醒认知的企业家毕竟太少。阿里巴巴CEO马云无疑是有大梦的人，对他来讲，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远比“一个人的帝国”更有意义，因而才有阿里巴巴与雅虎的合并。在马云看来，生意人是做买卖，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是影响一代人的生活，而在中国80%是生意人。
迪斯尼无疑是“影响一代人的生活”的企业家的典范。是他以爱灌注了那些卡通精灵，“使千千万万的人们享受到了一种更光明、更快乐的生活。柯林斯则将现代公司的意义提升到“社会发明”的新高度：“决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术革新的源泉，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连接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商业与公民社会间的价值链得以打通，也因此才可能出现德鲁克所说的“企业家社会”。
段永基曾坦承：“中国的现代企业很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建成——我们都是过渡性人物。”王石则曾不无悲观地认为：“我们的儒家文化背景、小农经济操作方式，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性格，包括我本人，是不适合搞全球大企业的。”著名学者秦晖认为：“就中国没有Citizen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则认为：中国“入世心态”的超越方式仅仅是此世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使得中国企业家大凡有了些成就的总要去追求“济世”的功业，所谓“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
什么样的市场，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家。“转轨+新兴”市场的独特成长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部分中国企业家“原罪”性的世界观和机会主义的方法论。盛田昭夫曾说过，“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必须在水中和陆地上生存。”反映了那一代日本企业家在日本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挣扎。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界，你同样可以轻易发现前现代思维与后现代技术的碎片。尼采认为，人生必经“由骆驼至狮子而至婴儿”三阶段。在一些中国企业家试图像洛克菲勒一样成为市场上的“狮子王”时(其实更多的时候只能像土狼一样在全球产业链上吃点残羹冷炙，而狼性也已成为早期某些企业家的基因)，他们却没有后者的清教传统，而曾经的“骆驼”精神也早已不再，当然他们也没有像晚年的洛克菲勒那样进入“婴儿”般纯真状态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