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不是人类永恒的问题

    “财富能令一个人内心拥有安全感，但超过某个程度，安全感的需要就不那么强烈了。”李嘉诚在回忆中这样表示。

    比尔·盖茨对财富似乎从未背负人类的精神包袱，“我从来未想过我会变得富有，这根本不是我的梦想，时刻激励着我向上的是一种创造与众不同的愿望。”

    事实上，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的IT精英身上发现这种自由精神。丁磊认为自己“‘网络首富’的称号，那只是创业过程中的副产品，包括其他名利等等。”

    纪伯伦有诗云，“生活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有了渴望；所有渴望都是盲目的，除非有了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有了工作；所有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有了爱；当你们带着爱工作时，你们就与自己、与他人、与上帝合为一体。”然而，对于大多数疲于奔命、“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中国商人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种饥饿感驱使下的幸存者哲学代替了对于商业意义的真正思考。今天的中国，既没有共同的情感，甚至也没有共同的时尚。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唯一的连接点。在创造了一个日益丰沛的物质世界之后，我们却未能创造相应的精神世界。类似的贫困同样体现在素有“经济动物”之称的日本人身上。管理专家汪中求在日本考察时就听到一位日本朋友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

    “假定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那么‘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是凭我们的天性——包括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最深层的本能——都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进化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人们就将失去他们传统的生存目的……”(《预言与劝说》)凯恩斯的忧虑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也许仍显超前，但总有一天它将成为人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留学美国，看到美国的年轻人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不胜感慨：“这样没有历史负担的人类，我不曾见过，我，还有我这一代人，心灵里的沉重与激越，是否有一个来处。”今天，30年“改革下的蛋”已经孵化，“中国的青春痘”们正在出场。在他们的脸上，你看不到历史的沧桑、悲情与重负。作为这个古老国度的异质性“增量”，假以时日，在引领21世纪中国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生活风尚的同时，他们可能在根本上重塑这个国家的性格，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新中国”！

    “80后”们的崛起，颇似《大未来》作者托夫勒所告诫的：“有些趋势汹涌而来，在你还没看清楚之前，就已让你灭顶。”他们相信“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语)，发誓要让“前浪死在沙滩上”，他们熟稔“成名要趁早”，试图“打破一切常规”、“重估一切价值”，希望“2年内取得20年的经验”，并略带“不屑”地回应那些自称“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认为不少号称拥有20年经验的人，其实不过是一年经验的20年简单重复。他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历史将按他们的方式改写，光荣自然“属于我们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辈”。

    与前辈们动辄十万百万的“第一桶金”相比，他们几乎是零成本创业：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个脑袋，就是全部。他们不知“红帽子企业”为何物，亦无需再像前辈那样“忍耐了很多很多常人无法忍耐的东西，隐藏过按常例不应隐藏的黑暗，为他人背过的黑锅也历历可数”，同时也面临更纯粹、更严酷的市场考验。与所谓“不落空”阶层相比，他们没赶上下海热、房地产热、股票热、MBO热、新经济热，一位自认是“最吃亏的一代”的80后创业者抱怨道：“他们指责80代想一夜成名，但是除了‘一夜成名’还有什么其他机会？”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他们不热衷于宏大叙事，对自己“处于何种历史地位”这样的问题毫不敏感，他们也不复有“产业报国”的宏愿，这些中国版的“极客”们似乎更倾心于美国领导学泰斗沃伦·本尼斯所描述的那种生活，“创业就像远足、泛舟、骑登山脚踏车及滑雪一样，成为年轻人的消遣，让他们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并了解到自己生活在无前例可循的世界。”他们试图证明：商业原来是可以更美的！

    不过，在叛逆的外表下，他们尚有待证明自己拥有真正的颠覆性力量。在将“年轻，就是他妈的一切”的宣言挂在嘴边的同时，也不妨听听“老邦菜”王朔的“风凉话”：“有人没年轻过，没人没老过”，“基本不构成力量，基本是泡沫，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尽管这本是针对文学而言的)。在梦想“飞得更高”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历史没有飞跃”(马歇尔语)，“奇迹”的光芒背后往往是琐碎的商业细节，“在一个管理好的企业内部没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张瑞敏语)。前辈王石在对(“80后”创业者)这些“超级男生”寄予厚望的同时也不失理性地指出：“要现在就定义为‘未来中国商业的脊梁’显然为时尚早”。

    他们不再“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平庸和无聊”(余华语)式的“活着”，却可能陷入另一种“一心要过别人的生活”的不自信与“单向度”消费主义的贫困。注定将是无根的“漂一代” ！如果将比尔·盖茨的创富神话比作“盛夏的果实”，那么美国精神无疑就是树根！可口可乐公司总裁曾表示，即使公司的物质资产毁于一旦，仍可借品牌迅速崛起。“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如果说任何商业都基于一定的生活方式，那么如何在传统的废墟上建立现代商业大厦？伴随这一代人中国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背后又孕育着什么样的文化信息？……

    预测未来是困难的。1978年，中国的改革刚刚拉开序幕，而在大洋彼岸，比尔·盖茨首次见到葛鲁夫，当时微软只有11个人，而英特尔已是万人大公司，他们不知道未来“Wintel”联盟将主宰一个时代。1984年，正是中国的企业元年，当柳传志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时，肯定想不到这家曾卖过电子表、旱冰鞋，“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名叫“联想”的小公司，20年后竟收购了IBM的PC业务，成为年营业收入千亿的跨国公司。

    中国的比尔·盖茨将在现有企业家群体中产生还是尚在摇篮中？谁也给不出答案。不过我们也许能从全球风险投资界“国王”迈克尔·莫瑞茨的一番话中得到些许启发：“虽然我们在中国已经看到了很多成功的企业，但如果过50年、100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会觉得现在的企业只是微型的，很有可能，很多伟大企业的创始人现在还没有出生呢。”

    是的，“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Let’s begin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