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背债务 破釜沉舟
同其他德化人一样，徐少东从小就对陶瓷烧制有着不浅的认识。不过他与陶瓷的结缘并非烧制，而是贩卖。
1991年，高中一毕业，徐少东背起行囊走上了创业之旅。同许多德化人一样，他收罗了一箱小陶瓷，辗转杭州、上海，摆地摊叫卖。由于自己没开店，只是在路边吆喝叫卖，加上带去的陶瓷质量一般，生意并不是很好。徐少东一边贩卖一边还得费尽口舌解释，说急了干脆把手中的陶瓷敲破，向顾客证明什么才是千年瓷都的陶瓷。
半年的贩陶生涯之后，他开始为将来考虑，他回到家乡胶合板厂当工人。干了三四个月，他觉得这工作很不适合自己，便辞职。此后，他先后办了两家陶瓷小作坊，生产茶杯茶具等日用陶瓷。2000年，因为货款被拖欠，追不回来，债台高筑，工厂被迫歇业停产，他再次走上了贩卖陶瓷之路。
这一次，徐少东选择了内地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武汉。在武汉辛辛苦苦折腾了几个月，不仅没赚一分钱，连本都赔了进去。年底，徐少东踏着沉重的脚步，背着空空的行囊，怏怏地回到老家。此时的他，不仅“连块破陶瓷都没赚到”，还背上了数万元债务。不过，惟一幸运的是从外地赚了个与他共患难的好老婆回来。
他偶然在一本书上看到关于红釉的介绍，知道了高温红釉瓷由于烧成率极低，被誉为“千窑一宝”。看到潜在的巨大市场空间，他决定全心全意投入到红瓷的研制中。
业内有个说法：要想穷，烧郎红。意即烧制红釉瓷会让人倾家荡产。万事开头难，没有实验场所，就在居室腾出一个角落；买不起实验炉，讨来别人废弃的半块碳化硅板，用四块砖头搭出一个简易炉。就是在这样难于想象的恶劣条件下，徐少东开始了无数次的探索与尝试。为研究烧制红釉，徐少东把家中的积蓄全用光了，不得不四处向朋友借钱。他每天几乎都泡在工厂里，用4块钱的咸饭打发一天。有时候为了盯紧温度，就趴在窑炉前用眼睛看着温锥变化，实在熬不住了，在炉子前的水泥砂浆地板上铺层塑料布就睡过去了。
2003年底，徐少东步入其人生的低谷：除了债务，还是债务。房是租的，连张床都没有，夫妻俩一个睡三人沙发，一个睡双人沙发，那是冷冰冰、硬邦邦的木质沙发。每到月底，讨债的人接踵而至。“当时我对妻子说，对我来说只有成功烧成红瓷才是出路。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社会背景、关系，只有烧出与众不同的自己的东西，市场认可的产品，才有出路。”
2004年正月初五，徐少东终于用比黄金还贵的稀有金属钽在1310摄氏度的高温下，成功地烧制出了高温红釉瓷。他像疯了一样奔回家中，和身怀六甲的妻子抱头痛哭。
敢于突破 专卖成市
德化有句话：有师无市。意即有很好的陶瓷工艺师，却难以走向市场。
虽然成功研究出红釉艺术瓷，但是徐少东并没有走出经济危机。他有几个坚持，就是不能贱卖，不做批发。因此，最初他只能去参加一些展会向外介绍自己的红釉瓷。
一次偶然的机会，福州一家企业的黄老板在展会上看到了“富贵红”作品。这位爱瓷人，熟知陶瓷历史，知道红釉瓷的烧制难度，也意识到红釉瓷市场化的巨大空间。他专程赶到德化实地考察，并最终和徐少东达成合作意向。
有了大笔资金支持，徐少东如虎添翼，技术屡屡创新。
“我很清楚知道自己要走怎样的路，清楚自己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并且缺乏资金。因此，生产大众化的产品，进入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利的。所以，我把自己的目标定在走高端产品、艺术品的路线。要求每一件产品都以精致艺术品的标准制作，从而跳出同质化的恶性竞争。”
于是，在两位合作伙伴加盟后，徐少东的思路得以更快更准确的实施。或许有了上海武汉贩卖陶瓷时那刻骨铭心的记忆，徐少东把红釉瓷定位在高端礼品和收藏艺术品。“我不会在汉正街开店，也不会在义坞和景德镇搞批发。”他选择了在全国各地设立连锁专卖店这一传统陶瓷工艺行业从未有过的营销模式。短短的几个月，“富贵红”连锁店遍布大江南北，甚至在外交部礼宾司、钓鱼台国宾馆都设有专门的展柜。
全国各地设立连锁店，实现产品的连锁经营，对陶企来说是一项创新，当然创新就存在风险。一个连锁店即使不算上陶瓷产品的价格，仅店租，装修等成本就需要数十万元，如果再计入产品成本，一个连锁店的开张，资金起码需要在百万元左右。他说，“如此高的投入，一旦经营不慎，很容易影响到企业发展，但不管如何，德化陶瓷的品牌影响会得到提升。”
此外，由于工艺陶瓷烧制技艺特殊，烧制出的产品在质量上会有差别，必将有档次之分，这也影响到产品卖出去的价格，而开设连锁专卖店，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产品要有过硬的质量和统一的价格。
为了防止假冒伪劣产品的侵袭，徐少东正在安装一套防伪软件，每件商品都有一个代码，可以让消费者用手机直接拨打号码查询验证。
尽管要冒较大的风险，但徐少东对专卖店这种品牌连锁经营方式还是满怀信心的。他相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陶瓷作为一种艺术品既可作为家居装饰用品，又能作为礼品赠送，国内市场广阔；开设专卖店既可拓宽销售渠道，又可增加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可谓一举两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