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管理一直在两个极端纠结：一个是现代西方管理；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管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迎来了现代管理的启蒙，中国人最先学会的是管理工具，如“管理十八法”，年龄较小的人甚至不知道这样的概念，比如量本利分析、ABC管理法等，这类管理工具与管理思想和管理意识无关。

　　我上世纪80年代读书的时代，正是现代西方管理启蒙的时代，我有幸读了不少大师的专著，不像现在的一些人好像只知道德鲁克这样一个大师。正因为系统读过各类大量的专著，所以对现代西方管理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当然，这属于典型的读书人的“王婆卖瓜”。

　　每当一些专家拿着西方管理“说道”中国管理时，我总觉得这样的“说道”其实好没道理。管理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人性假设。西方对人性的的假设经历了经济人、工业人、社会人等——这种假设其实是对管理对象的“身份”识别。

　　西方数百年的工业文明薰陶出来的人，其行为模式与中国的“农民工”有极大的差异——一些专家把这种差异解读为文化的差异，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身份”的不同。有些人发现西方国家的员工“特别傻”，而觉得自己很“聪明”，其实，这只是以不农意识角度所做的判断，站在工业文明的角度看，西方员工的“傻”其实是另一种聪明，中国员工的所谓“聪明”其实是另一种“傻”。价值观不同，结论也不同。

　　鉴于现代西方管理的无助，一些中国管理者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找“智慧”——我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我对这些所谓的智慧是怀疑的。目前，“国学”的所谓兴旺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国学”讲座的主要“付费方”是那些处于无助状态的企业管理者，“国学”其实没有给那些无助的管理者指出一条正确的路，但却能对无助进行心灵按摩。

　　台湾的曾仕强教授是我钦佩甚至仰慕的人，但对于曾教授关于国学与管理的一些说法我是整体上反对的。按照有些人的说法，曾教授是“看对病，开错方”。

　　对经济组织的管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不存在，现在国学与管理的结合是专家们的演绎。在目前阶段，受欢迎的“国学大师”多数不是真正有深度的“大师”，而是“国学”重新启蒙的“国学演讲大师”，如国人对于丹的喜爱不是她研究高深，而是她普及得生动。

　　目前，中国企业的管理对象，不是纯粹的农民，也不是长期受工业文明薰陶的工人，而是介于之间的“农民工”。

　　我不否认中国传统智慧中有一部分能够为我们解惑，但从“国学”中寻找终极出路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中国管理会越来越接受现代西方管理，但目前就以现代西方管理为准绳，同样有极大的问题。

　　“农民工”，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就如同中国的“农民工”只要年龄稍大，要么回到农村各地，要么留在城市转为城市人一样。中国管理对象的“农民工”特征也将是一个中间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