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首先要明白谁是我们的消费者，管理同样首先明白管理对象的“身份”。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开宗明义所讲：“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先要问题。”

　　首先抛出我的观点：中国管理的对象的身份，整体上看是一群“农民工”。

　　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引起“公愤”，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似乎有贬低和歧视“农民工”之嫌。在此声明，我没有这样的意图，并且我认为我也是一个“农民工”；二是我们很多管理对象的身份其实是教授、博士、处长、厅长等，但这又能说明什么，作为一名教授或所谓的专家，我承认自己特别像“农民工”。有时我分析自己的行为，其实是由我骨子里的农民意识决定的。

　　我的观点很简单，不管我们是何种身份，我们骨子里流淌着“小农意识”；不论我们从事何种现代化的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的思维是小农思维。

　　如果大家不信，可以走到马路上看看交通信号灯。如果没有警察，红绿灯对于行人形同虚设；如果没有警察或拍照，红绿灯对于机动车辆形同虚设。中国交通之拥堵与汽车拥有量并不成正比。

　　中国的管理何尝不是如此。

　　看一看工业化国家的交通状况吧，路口有“行人优先”按纽，但行人使用得并不多——想一想，如果国内有这样的按纽，估计机动车别开了；没有警察在现场，交通信号灯照样起着作用；因为交通违章少，所以车辆通行速度比国内快得多。

　　这样作对比，并非彰显中国之落后，恰恰相反，我觉得中国进步了。

　　再看看中国人在马路上吐痰和丢垃圾的行为。如果看一看身边没人，一口痰随意就吐出来了，垃圾随便就丢出来了。有一次，我把一团纸巾扔进垃圾桶，清洁工好一团感谢。有一次我看看身边没人，把瓜子从车里扔出去，让自己的孩子说得脸红。毕竟，孩子骨子里流淌的“小农意识”比我这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少一点。

　　正因为对管理对象有这样的认识，我觉得目前很多人批评的不正常现象其实很正常。

　　管理，要正确区别正常的问题和异常的问题。我做管理，牢骚较少，因为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现状，决定了很多人抱怨的问题，不过是正常的问题。正像一个孩子表现得像孩子一样幼稚，这其实是正常的，反而是像成人一样成熟的孩子不正常。

　　为什么说中国的管理对象整体上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打工仔”和“打工妺”自不必说；我们这样读书进城的学生，尽管在城市生活了几十年，其实农村生活的孩提时代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髓；即使是在城市出身的孩子，往上追三代也是农民，父辈或爷爷辈是农民，就会受到农民意识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呈现井喷状态，原来的城市化率非常低，现在的城镇人口这么多，城市人口的主体是改革开放后进城的农民。

　　农民少了，“农民工”多了，这其实是中国的进步。所以，我说中国的管理对象整体上是“农民工”，这非旦不是贬意，反而是对中国快速进步的现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