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旁人看来完全是逞匹夫之勇的盲目自信，在刘明明却有周密的分析。那家企业的确很破，很穷，但技术是德方提供的，中方又有红塔集团的背景。云南的卷烟是全国最好的，你想卷烟纸这个市场前景多大，肯定能做好。而且偏远地方人才非常少，我一看当时那些人的素质，就有这个自信比他们都强。耐心等待了半年，刘明明获准以总经理的身份主管市场销售，第二年便使这家卷烟纸企业扭亏为盈，此后盈利水平逐年翻番，在云南省十佳企业里位列第三。
第四年，她又一次选择了离开。主业毕竟是烟草，不是造纸。企业盈利得好，中德双方就都不愿意再投入了。那时我觉得发展的空间太小，很有危机感。在刘明明看来，只是舒舒服服的做个官，并非自己的个性。
在一次次的选择和放弃之中，人到中年的刘明明把勇气演绎得淋漓尽致，也把自己不断推向了职业生涯的上升通道。如果说，思路清晰，知道怎么把握住最重要的大方向，使刘明明勇于进；那么不去患得患失、没有过多顾虑，则让她敢于退。这同样重要的两种胆量，在她进入福伊特集团之后，也逐一得到了印证。
不做副手
生产造纸机的福伊特，原先是刘明明在云南时的设备供应商。一次，刘到福伊特德国总部考察设备引进，就此成为她再次转行的契机。
造纸技术是福伊特集团中最大的分部，据说，世界上每三张纸中就有一张是用福伊特的造纸机生产出来的。目前在全球范围，纸制品的人均年消耗量为55公斤，而在中国，这个数字仅为37公斤，更是远低于欧洲的200公斤和美国的300公斤。据预测，到2010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纸张的年需求量将有近3,000万吨的增长，这对大型造纸设备的需求不言自明。
正是业务增长空间的吸引，让福伊特在1998年考虑寻找一位对中国造纸市场有较深了解的本地人才。他们当时要派一个德国人在中国做首席代表，希望让我给他做副手，我没有接受，我说我能够胜任一把手。刘明明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刘明明对福伊特的兴趣和信心并非一时冲动。在做出每项重大决定之前，对各种环境因素进行全局的把握，是刘明明的特长，也是她勇气背后的重要支撑。
这一次也不例外。企业要做大规模，必须要有好的市场和好的产品，缺了哪一个都很难。首先我看到，福伊特虽然不是这个行业里最大的，但产品的技术领先是它的最大优势；另外中国造纸的市场，在这个阶段正好要起步了。刘明明说，这正是福伊特的机会，我觉得也值得我去拚一下。
我不愿做副手，并不是计较名分，而是觉得这对福伊特也是有好处的。刘解释说，当时的首代是技术出身，对中国市场并不很了解，而且完全不懂中文。如果给他做副手的话，沟通效率肯定有问题。等我汇报完了，市场机会可能就过去了。而让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空降兵出任首代，在福伊特却从没有过先例。
总裁决定不了，让我等董事会的决定。我就说，我自己去谈，这样更直接。刘明明在董事会一共谈了两个小时，把自己对中国市场的分析和福伊特的机会所在一一道来。最后我问他们，是看中四年读的一个博士文凭，还是看中四年把一个破产企业扭亏为盈的能力？就这样，1998年9月，刘明明正式到北京走马上任，又进入了一个对自己来说全新的行业。
对老板说不
刘明明上任之后，福伊特造纸技术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走出一条漂亮的上升曲线。但其中的过程却不像这曲线看起来那么流畅。
最初，中国办事处的职能只有销售，刘明明的首席代表，更像是中国市场的销售总监，所有的技术资源是总部掌握着，每一个项目的最终决定权也都在总部。而与几乎所有的德国企业一样，福伊特集团的经营风格强调稳健，偏于保守，有非常严格的风险评估体系。刘明明说，面对客户，面对市场都不难，许多时候，说服总部反而成了项目谈判中最艰巨的工作。
2000年，有一个和老板吵了三次的项目，让刘明明至今印象深刻。刚开始在北京，市场一直没有完全打开，结果正好当时国家推出了一个技贸结合的项目。就是让跨国企业转让一部分技术，然后把项目合同给你做。这种在当时颇为流行的以技术换市场的项目合作方式，遭遇了刘明明顶头上司的强烈反对。
国家提出的几个合同都是进口造纸设备的，希望换取10项技术。我们的几个竞争对手都答应了，但就是福伊特拒绝了，跟我一起去谈的所有同事都不同意。我老板甚至说，你是为中国政府做事还是为福伊特做事？刘明明说，自己非常了解德国企业对核心技术的保护，特别是家族企业就更加谨慎。他觉得我这样做，好象是对企业不忠诚，但我不会因为他这样想就放弃。
第二天，刘明明亲自飞到海登海姆总部和CEO谈判，再一次显示了自己擅长把握大局的清晰思路。我说你们就这样定案，我不能接受，起码得让我把想法说清楚，然后大家再决定。她分析，总部的顾虑无非两个，一是担心核心技术流失：把中国企业培养成了以后自己的竞争对手，养虎遗患；二是对中国政府的诚信有所担心：技术转让出去之后，合同究竟能不能拿到？
那我就一项一项打消他的疑虑。刘明明打了个比方：如果福伊特的技术高度是100米，中国政府希望拿到的技术转让并不是最尖端的，也不是福伊特现在赖以生存的，而只是在50米左右的位置。在德国可能已经不常用了，但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事先我也做了很好的政府公关，他们对福伊特很有信心，双方已经达成一些共识，所以我说如果有风险我愿意承担。
最后，总部决定按照刘明明的思路做一次尝试，CEO和刘明明一起返回北京，同意转让三项技术，并且拿到了福伊特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合同定单，总价值一亿一千五百万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