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华晨的仰融纵有帷幄运筹的商业才华，也一不留神就栽在了政商关系的处理上。而2004年撞上了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铁本戴国芳，更是因为以民营身份闯进钢铁行业却又玩不转业内的“潜规则”，便成为了最“倒霉”的那一个。唐万新希望以资本并购的方式实现德隆的产融结合，他赶上了传统产业升级、优化整合和经济腾飞之势，但又只能以坐庄股市、灰色手段融资等手法，逼使自己走到了危险的钢丝绳上。

    各地的产权改革一直都是通过试错的办法在进行着。大家都在乱搞，搞了就搞了，逮着了就逮着了。于是，贿赂收受，官商勾结，各种灰色地带比比皆是，它们成了产权改革的伴生物。在吴晓波看来，《大败局Ⅱ》中的主角与此前《大败局》中的秦池、巨人、三株、爱多等最大的不同，就在于1990年代中后期栽倒的那批民营企业，大多源于它们进入市场后经营管理上出现了问题；而2000年以后的这一批，则表现出了强烈的“政商博弈”气息。其失败至少呈现了三种景象：产权明晰化过程中政商破裂酿成的悲剧，宏观调控中利益分野的碰壁人，地方利益竞争格局中的牺牲者。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永远背负着时代的局限性。

    “王土”理念使大家都难

    政府在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这完全可以理解。2004年前后MBO的骤起及随后又骤停，就是产权改革进程中的一次典型性波动。

    这种以对国有资本的保护和壮大为原则展开三大资本的博弈、政商关联的密切，都是有着文化传统的。

    中国近代工业发端于官办产业，然后一步步走向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伴随而来靠民间资本支撑的民营企业，就只能在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的夹缝中生存。它们一方面必须为了自己的利益与两大资本进行较量、抗争，它们的市场和资源获得又不得不仰两大资本尤其是国有资本的鼻息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依附性与脆弱性也就成为了这个阶层自娘胎里就传承下来的基因。出生后，它们也就总是在艰难的抉择中成长。

    三大资本的竞争并不具有平等性，追其文化观念的根子则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作祟。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给的。于是，国有的也好，民营的也罢，政府都有权任意处置它们。需要时可以扶持你，但扶持的目的不是“你富”而是“我强”。道理很简单，带动整部国家机器运转的使命，在我不在你。

    而一旦两大资本都还难以完成这种支撑作用时，国有资本联手国际资本，甚至在联手国际资本中需要放弃民营资本，那也在所不惜了。游弋于三大资本之间，政府的导向性也就成了三大资本的风向标；政府官员没有以市场原则为己任的义务，而又具有解释政策的最大权力，这也就使得大家做事都很难。

    最后，单一资本在这种摇摆中真正强大了吗？单一资本的强大又能够使国家真正地强大起来吗？其实，不是“国强”带动“民富”，而是民富才“拥戴”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