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迈的爷爷，在阿华的埋怨中充当了尴尬的“夹心饼干”。他始终没有像阿华设想的那样，天经地义的、而且明确地表示把小姑姑一家驱逐出去。这让阿华在很长时间里耿耿于怀。

    阿华挨打了！

    这是阿华与两个姑姑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在医院，在爷爷的病床边，口角再次发生。

    “你们霸占了我们家的房子！不要脸！”

    “小瘪三，你说什么你！”

    两位姑父的拳头同时落在了还没发育成熟的阿华身上。情急之下，正在输液的爷爷拔掉吊针，颤颤巍巍地从床上下来，把阿华从拳头下拉了出来。

    “我当时就感觉到我爷爷年纪大了，他实在无能为力。”说这话的时候，阿华心里相当落寞。

    让阿华不顺心的还有他的父母。他们是老实的工人，有工作、有住处就知足常乐。尽管在这场房子争夺战中，他们也尽力了，但阿华始终认为，他们作为“助手”并不得力。他固执地认为，如今的局面，都是因为妈妈当初没有从长远考虑，斩钉截铁地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结果让小姑姑夫妇捡到了“天上掉的馅饼”。

    不过，这并未影响阿华对爷爷的孝心，还有妈妈。

    爷爷爱干净。在他75岁以后，每次去澡堂，阿华都陪伴在侧，关心无微不至。阿华对爷爷的孝敬在邻居间家喻户晓，这让他至今都颇为得意；几年后，走入社会的阿华买卖服装赚了点钱，首先想到的是给妈妈买条金项链。那是母亲第一次拥有一条自己的金项链。

    当年的阿华，沉浸在“战斗”的挫败感中，像被打死的“火凤凰”一样，奋力挣扎着。

正因为他和爷爷之间无人超越的亲密感情，使他无法接受爷爷的模糊表态。

    “在爷爷81岁的时候，他说，我老了，真的没办法把局面给改变过来。”阿华回忆，“我还是很气愤，我说，你这样子，把我对你的好印象都改变了。”

    气愤中的阿华甚至对爷爷有过这样的谴责——“你把房子给了别人，我代表祖先告诉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应该很苦恼。我很伤心。你很喜欢我，我也很爱你，但为什么我们把最大的财产留给一个外姓的人家？况且你特别讲究这个！你把全家从乡下带到上海来，希望我们能在上海立住脚跟，而你却把房子给了别人！”

    爷爷没有解释，那时他已经中风了，嘴向一边歪着，老态龙钟。

    阿华甚至还动了个小脑筋。他利用陪爷爷洗澡的机会，拿着老式录音机给爷爷录音。爷爷如他所愿，对着录音机很认真地说，他把一切遗产包括坐落在某某位置的房产，(作为遗产)都给长孙。

    但这盘录音阿华最终也没派上用常

    十几岁的阿华，愈发为房子惆怅。爷爷因此在他的印象中留下了最不完美的一笔。

    “但这是以前，现在我对爷爷已经不这么想了。”阿华说，他自己想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明白了做父母的难处，“都是自己的孩子，可能真的是没办法。我现在认可他确实是很难为了。”

    但因此而产生的对房子的特别敏感，几乎成了阿华性格的一部分。

    1990年代初，在技校上学的阿华周末回家，经常看见万国证券下面排着买股票的长队，沪上“杨百万”的传奇故事，让他满心向往。当时的上海，处在疯狂的股市潮中，不过，阿华并没想到，10年后的上海会以同样的疯狂陷入到“炒房”风潮中，而他自己，不仅身陷其中，而且成为“弄潮儿”中颇为成功的一个。

疯狂的年代

    在阿华满怀惆怅地来往于家和技校之间时，1992年1月，一种叫做“股票认购证”的新鲜玩意走俏上海滩，为它疯狂的人不下百万，其中一部分人因此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到了当年的6月，自发性的“全民炒股”热潮，已经蔓延到浦江两岸。认购证从30元一 张涨到4000到8000元一张。

    股票迅速拥有了绝代佳人般的魅力，无数人为她神魂颠倒、寝食难安。

    一位买卖股票成为亿万富翁的股民甚至动情地说：“买股票吧，它是你如胶似漆的妻子！”

    据说最红火的时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各路神仙”到体改委、证券委争抢额度。而到认购证发行的时候，万人空巷，人山人海，几天几夜排队抢购，蔚为壮观。

    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记忆里，那可算得上是一段流金岁月。

    中国迅速出现一支规模庞大的炒股者队伍，这样的疯狂在6年后依然余波荡漾。

    1998年的秋天，刘伟就站在这样的队伍里。

    “头天晚上，下班以后就过去排队，排一晚上。我们3个人轮班，谁累了就在中间休息一会儿。”感谢当时的季节，还没到冬天，省去了带棉被这样的烦琐装备，只需要把衣服穿多点。“当时很疯狂。”刘伟回忆说。

    1992年上海的股疯，和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几乎同时发生。

    最令人心惊而又痴迷的“一夜暴富”神话，在海南反复真实地上演：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在“炒地皮”，房地产项目在合同上、皮包里“拔地而起”。两年内，海南新增房地产开发企业2万多家，占全国此类企业中的近六成。

    五花八门的海南神话漫天流传，最经典的一个是，一个从外地来海口打工的农民，身无分文，某天他偶然睡在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大门口，早上醒来，他身后排着长长的一溜人。这个民工卖掉自己的位置，价值7万块钱。

    那一年，后来在北京声名大噪的潘石屹也在海南。他的公司一共6个合伙人，其中的4个在海口的北方大厦开了一个会。后来潘石屹回忆，当时与他在一起的冯仑说：“海南的房子炒得有点过火了，形势不妙，我们该收场了。北方地盘大，有发展空间，我们得去占个先。”潘石屹于是转战北京。

    潘石屹实在幸运，这无意中使他躲避了后来海南房地产的崩盘。

    泡沫的杀伤力，从此深深烙刻到了所有中国人心里。

    但当时，上海人还不曾想到十几年后他们也会陷入房产泡沫的争论中。那时离1999年商品房的流行还有7年，即使距离1998年的“福利分房末班车”苦恼也还有6年的时间。

    1994年，上海曾大张旗鼓地鼓励购买商品房，推出购房获蓝印户口的规定，在上海市投资、购买商品住宅或者被该市单位聘用的外省市来沪人员，只要符合条件，可获蓝印户口，在孩子入托、入学，申领营业执照，安装煤气、电话等方面享受和上海市民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