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至2004年，上海房价以每年二成的速度疯涨。温州炒房团大规模进驻，上海本地人更是不相让，街头巷尾，买房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街上最多的门脸，也是房地产中介公司，三五步就一家。
著名作家池莉在《上海的现实主义》一文中曾做如下感慨：“也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玄乎劲，让上海人嗅出了一种难以把握的不安稳，于是家家户户都在盘算并行动：如何小房换大房、如何大房换别墅、如何买头期开盘房、如何按揭买房出租还贷；今后任你风雨飘摇，房子总归屹立在上海的大地上，上海总归是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保值升值绝无问题。上海的房是一个硬道理。”
上海官方统计，2004年上海住宅商品房价格上涨了14.6%，至每平方米6385元的高位。在投资性购房比例的指标方面，2004年上半年上海投资性购房的比例为16.6%，而国际上通行的警戒线是10%。
人们显然没忘记1992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惨痛教训。从这个角度看，时至今日，各项政策为上海房地产火速降温，也该在预料之中——谁都不愿意看到，海南泡沫破裂再一次上演。
这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2004年10月，他发表《上海房地产是一个泡沫》的研究报告，在当时被多数学者嗤之以鼻。但仅仅半年后，这个个头儿不高、操着一口吴侬软语的上海人由于预言被验证而挺直了腰杆。
和谢国忠“英雄所见略同”的还有季宝红。后者是上海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05年4月，他在办公室里回忆1年半前的情景，为自己当时的准确预测而颇为得意。在2003年11月25日，季宝红应邀在复旦大学做了个演讲，提出上海房地产2004年上半年会出现拐点。
“其实上海丧失了调控房地产的最佳时机，”季宝红说，“我认为最佳时机是去年5月，因为中央的调控政府是在去年5月出台。”
在季宝红看来，那时上海市政府还有点举棋不定，因为从1998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好不容易才把上海房价提升到与城市地位相匹配的程度。
季宝红说的这些政策，其中最关键的是1998年出台的购房退税政策。
这项政策是上海顶住争议实施的。当时，上海房地产市场低迷。新政策鼓励高收入者积极购买住房：凡1998年6月1日至2003年5月31日，在上海购买或差价换购商品住房并在上海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中外籍个人，可享受购房后起算的个人所得税抵扣。
伴随这项政策的施行，当地房产销售的统计显示，1997年，住宅销售面积为617万平方米，1998年达到1057万平方米，而到1999年则突破1200万平方米。
就在2004年4月，上海还通过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解释了上海市房价涨速过快的主要原因，表示，上海仍然欢迎外国和外省市资金来沪投资楼市。并称，一些媒体关于温州炒房团炒高上海楼市的说法没有根据。
有房的感觉阿华的行动比商品房的正式实行还早一年，他实在忍耐不下去了。
那是1998年初，他的母亲以及他未来的岳母各出资1万，未婚妻向单位老板借了2万，凑成4万元的首付，购买了南汇区周浦镇的房子，那是离上海最近的郊区，上海18镇之一，素有“小上海”之称。
“买了房子好啊！”阿华这样形容买房后的心情。那套他生命中第一次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在他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樱那套房子在6楼，顶层，70多平米，两室一厅，总价11万多元，贷款7万元，月供1000元出头。那时人人都在盼着分房子，商品房基本上是无人问津的。说来阿华夫妻的胆子也挺大，说买就买了。尽管住这套房子意味着上班要多花费几个小时，而且，阿华夫妇当时连装修的钱都没有，但他们还是兴奋不已。阿华甚至还想，等江苏的岳父岳母过来也可以一起住，或者将来条件再好些，老俩口可以单独住在那里，郊区新鲜的空气对老人身体有好处。
“其实我们当时很不安，因为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收入，明天还能不能还得起银行的月供。”阿华坦言这种美好憧憬后的苦涩，“做广告业务员嘛，很不稳定。”不过，在债务的压力下，阿华对工作全力投入。
两个月后，出人意料地，阿华拿下了一个大单，赚了大笔钱，还掉了阿华太太向老板借的2万元钱。
那段日子，阿华夫妇精打细算，连盒饭都凑在一起吃。一份菜，两份米饭，一顿饭5块钱搞定。
这样的日子他们过了3年。不过，这段辛酸的日子如今回忆起来，洋溢着浪漫色彩。
业务好些的时候，阿华夫妇就“奢侈”一下，点菜吃。阿华的太太最喜欢吃辣螺丝，还有梭子蟹烧豆腐。这两个菜他们每次必点，加起来30块钱左右。在马路边露天的大排档里一坐，看着人来人往的街景，夫妇俩一边吃着饭，一边听着旁边炒菜的锅滋啦作响，闻着各种香气四散而溢，平添不少情趣。
“那时的情景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有时突然楼上火烧起来了，消防队来了，不亦乐乎。”阿华摇头叹息，“现在这种街都没有了。”
不过因为考虑上班远，以及实在没钱装修，新房子空了1年左右。阿华和太太那段时间还是每天住在各自的家里。
太太的家，其实是她的姑姑家。她出身于一个庞大的老革命家族，本来在上海也有房子，但她的父亲因为跟上一辈关系不很好，一毕业就离开了家，老房子中属于他的一份后来经法院判决，卖给了他的兄弟们。但她的妈妈认为女儿还是应该回到上海来，所以把她寄养到上海的姑妈家。
对房子的共同敏感以及兴趣爱好的相似，使阿华和太太在相识不久后就建立起了恋爱关系。
为了住在一起，为了能够拥有自己独立的小巢，两个年轻人租了一间从石库门旁边搭出来的破房子，小得就像张大民为自己违章建起的那间小屋。月租200元。
如今，不少石库门老房子被拆，物以稀为贵，石库门已经被奉为上海独有的“艺术品”，被认为是上海旧式里弄住宅的典型样式。这种建筑的正大门以条石作门框，门扇为实心厚木，上有铜环一幅，与中国的传统民宅相比，趋向保守。因沪语中把用一种东西包套或收束另外的东西讲作“箍”，于是这种用石条“箍”门的建筑被叫作“石箍门”，后又讹作“石库门”。
阿华和未婚妻住在那所阴暗潮湿的破房子里时，一定无暇琢磨石库门的艺术之美。他们拼命工作，拉广告赚钱。
“我们在那里坚持了两年，真是苦死了。”吃苦长大的阿华也忍不住抱怨。
1998年的11月，阿华夫妇迎接了他们意想之外的宝贝，一个可爱的女婴。巧的是，那套位于周浦镇的房子在孩子出生前两个月才匆匆装修好的。
为了去医院方便，女儿刚出生时，阿华一家在他父母那里凑合了一阵子。每天，阿华坐在639路公交车上，沿东方路一路走，冥冥中，感觉总有一天会再回来。“我在这里长大，同学关系在这里，这是我发展的地方。”阿华喃喃自语。
曾让他无限兴奋的新居，他们只住了一年。1999年初入住，次年就卖掉了。房子卖了个平价，阿华花在装修上的4万多元钱都搭进去了。
2001年下半年，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开始活跃。不少房产公司，像城建集团、上海住总、上海市政集团开始销售平价房，虽然当时阿华并没看出浦东会有大发展，还是一口气买了相邻的两套房子，各有51.5建筑平方米，每套14万元，每套首付5万多元。
现在，这样的房子已经涨到每套65万元。
半年后，阿华又买了这套房子对面的一处4间房。位于24层楼的22楼，这就是他后来一直洋洋得意的景观房，能够俯瞰黄浦江和陆家嘴美景的。
1999年，阿华自己开公司时，还买了一套石库门的办公房。阿华本来认为这是“天上掉下的馅饼”，结果却让他被骗四五万。“‘吃药’了。”阿华笑称。这是他在房产投资中得到的又一个教训。不过他的小公司还是在这里运作了3年，后来这套小房子一直用于出租，现在每个月租金600元。
为房子苦恼的日子终于成为历史。但阿华和房子的不解之缘还在继续，他逐渐地开始有意识地投资房产，并越滚越大。
2000年，阿华用生意上赚到的钱，又买了一套7间房。他对还和父母住在老房子的弟弟说：“这套老房子和家里的一切都是你的了，但今后父母赡养和其它事情也由你来解决，跟我不搭界了。”
10年前，为了房子，曾和弟弟一起结伴找小姑姑吵架的情景，像火车前行中铁路两侧的树木，倒退、倒退，渐至模糊。
在年轻的阿华小两口为了房子不断奋斗之时，已步入中年的刘伟夫妇的家庭战争却在不断升级。相对于阿华夫妇，刘伟夫妇简直就是“蜜罐里泡大的”。他们一家三口住着四室一厅的房子，100多平米。刘太太在机关里工作，还分了一套房子。
但刘伟偶然间意识到房产投资是个机会。当时他已经看上一套房子，很想买。太太坚决反对，夫妻俩为此不断争吵。不可思议地，吵架后来升级为打架，一直到2001年，两人离婚，结束了这段曾维持18年的婚姻。
刘伟认为钱放在银行里是一种浪费，他把机会看得非常重。而在他眼里，太太根本就不会理财，也是个不知道把握机会的人。
离婚时，女儿选择了妈妈。他们30多万元的存款，还有太太分的那套住房，都按约定给了太太和女儿。
刘伟分得了2万元，还是套在股票里的，他住到了父母家里，用这“纸上富贵”的2万元开始了新生活。
好在，那时的刘伟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收益还不错。“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炒房的。”刘伟不无得意，“离婚后我变成百万富翁，现在不算我自己住的房子，外边的房子资产也有100多万元。”
从2002年起，刘伟靠着积攒的7万元充当启动资金，开始在房地产起步。他先贷款买了浦东的一处小的二手房，涨价后抛掉，赚了4万块钱。后来又买了一套大房子，抛了以后赚了34万。2002年10月，又买了一套大房子，资金开始滚动起来。
刘伟至今都认为当年和太太的离婚是明智之举。“如果不离婚，今天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刘伟说，“直到今年春节我去看我女儿，她还跟我讲，她妈妈没有买房。有钱都没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