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日本管理及其与美国管理的同质性

    日本管理是在二战之后学习美国管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所谓“日本式管理”，不仅在技术层面，在哲学和精神层面与美国管理也是一脉相乘的。尽管日本管理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正如混沌学中的“分形”现象所揭示的，日本管理的特色并不表明，日本管理与美国等现代管理具有本质的区别。

    事实上，日本管理的所有基础均源自美国。日本管理的形成至少和四个美国人的名字不可分割。这四个人就是：麦克阿瑟、戴明、朱兰和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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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之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军事统管。作为美国在日本最高军事长官的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了一系列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管理法则，这些管理法则深刻影响了日本战后的工业化进程。尽管没有真正接受基督教信仰，但麦克阿瑟所推行的管理法则仍然对日本的价值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显然是不是科技层面的。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戴明与朱兰几乎是与麦克阿瑟同时来到日本的。戴明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质量控制”的讲座，他和约瑟夫?朱兰在日本传播质量“福音”，把质量问题从工厂的车间转移到每个管理者的桌面上，形成了精益生产理论。丰田公司是精益生产理论的最佳实践者。

    人们通常认为，精益生产是“日本式管理”的最大贡献。然而，这种管理思想的源头却是美国，并且最后也同样对美国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比精益生产更加严密的“六西格玛管理”。因此，因精益生产而提出“日本式管理”是不科学的。精益生产不是日本的专利，而是为美日所共有，它是一种现代质量管理，为世界各国所推行。精益生产并非是日本的“道”加美国的“术”，因为精益生产既是一种技术手段，又是一种管理哲学，是“道”与“术”的统一。在精益生产和六西格玛管理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德鲁克也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鲁克的经典著作《企业的概念》出版后，尽管在美国没有立即引起热烈的反响，但却几乎立刻就被翻译成日文，日本企业界人士争相研读，迫不及待地想要应用到管理实践中去。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德鲁克每隔两三年就会去一趟日本，并且受到了日本天皇的礼遇。他的目标管理理论被日本企业广泛接受，为日本企业冲进世界市场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因此，在主要管理思想方面，日本管理都与美国管理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日本对戴明与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吸取，都是“道”与“术”的结合。因为，事实上，任何管理技术都是由背后相应的哲学来支撑的。管理哲学与管理工具是管理科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式管理所谓的“中国哲学加西方管理科学”之设想，其实是违背管理科学之基本规律的。

    与精益生产和目标管理是彻底的美国管理移植不同的是，日本管理的另外三大特色无疑带有明显的日本文化痕迹。这就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

    日本管理的以上三大特色体现了日本独特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与美国价值观是有所不同的。但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主要体现的是日本企业人才管理机制与监督机制的特色，而并不是日本管理的全部。管理还涉及生产管理、战略管理、财务管理等等多方面的价值与体系，因此，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来支撑“日本式管理”仍然是站不住脚的。

    特别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在日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已经被纷纷打破了。将这些已经被日本企业自己抛弃的制度视为“日本式管理”的核心特征，原本就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

    全球化时代日本管理与美国管理的进一步趋同

    日本管理不仅与美国管理同源同质，而且也不是可以长期依赖的成功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突然陷入困境，就是因为过于依赖以往的模式。而同期的美国，早已超越了日本以往的管理经验，从而能够在知识经济革命中领先于全球。

    20世纪90年代日本管理的落后，再度表明日本缺乏美国那样的创新精神。所谓“日本式管理”也不过是学习美国的结果。事实上美国才是真正善于学习的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量的美国经理人飞越太平洋去丰田和索尼“朝圣”。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能超越日本成为知识经济的领头羊。

    而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浪潮中，各国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仅在趋同，管理对象也在趋同。全世界的“知识工作者”都具有独立、自由、个性化等共同特点，因此，面对“知识工作者”所带来的管理挑战，日本管理与美国管理的融合日益加深。知识经济或后工业革命，使不同国家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同构性。因此，它带来了管理技术与管理哲学的全面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