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意区分美日管理的不同，提出“美国式管理”和“日本式管理”，并进而提出“中国式管理”，是一种线性和僵化思维的体现。这种机械的划分，既不符合管理的混沌本质，也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事实上，美国管理界从来没有提出“美国式管理”理论，日本管理界也基本上否定“日本式管理”的说法。

    “美国式管理”与“日本式管理”均属伪命题的事实，有力地印证了“中国式管理”理论构筑的非科学性。

    所谓的“日本式管理”，其实与美国管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日本管理的杂糅性充分表明了，管理理论是不能以国家或地域来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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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管理的复杂文化基础

    在分析日本管理之前，我们首先要研究其文化基础。与中国式管理认为日本管理的基础是儒家文化不同，我们认为，日本管理的文化基础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是因为，日本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杂糅文化。

    日本文化具有重学习、模仿和综合再创造的倾向，因而不象中国一样具有某种根深蒂固和相对稳定的主体文化。日本在唐朝时学习中国，明清时学习荷兰、近代以后学习英、法，二战以后又学习美国。日本文化是本土的神道教、印度佛教、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混合。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就提出了“日本文化杂种论”，对日本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一位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说：“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因而日本文化是一种实用主义文化，这使日本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的吸取，都是以实用为目的，而缺少真正的思辩。比如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对西方的物质文明情有独钟，却对能真正改变一个民族精神的基督教信仰不感兴趣。这使得基督教始终无法在日本扎根。

    日本对西方技术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同时接受，并不表明日本管理是中国文化与西方科技的嫁接。所谓日本崛起是儒家文化之成功的说法，不过是中国式管理的主观臆测。

    与其说日本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儒家文化教化的结果，不如说是日本与外界隔绝的岛国文化--本土神道教的功劳。日本文化中有儒家文化的因素，但与儒家文化又存在着诸多差异。比如日本人很讲究“忠”、“孝”，但日本人的“忠”、“孝”与儒家文化中的“忠”、“孝”并不一致。日本人认为每个男女生来就负有“恩情债”，有债就需要报恩，报恩的主要形式是“忠”。日本人的集体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忠”的价值基础上。这种价值更多的是源于本土的神道教，而非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

    加藤周一指出，在传统日本社会中，每个村落都信仰不同的神，没有超越村落这个集团之上的权力存在，即没有超越性的价值存在。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这个共同体的象征，是全体国民所属集团的象征，在这个集团之上也没有神。这进一步说明，日本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本土文化，而不是儒家文化。

    事实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功，与其说是儒家文化的推动，不如说是放弃儒家文化的结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主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精通儒家文化，但福泽谕吉在目睹了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之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最终形成了“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一文中，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尽管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吸取是不彻底的，但也绝非仅止于科技层面。今天日本的价值观，是西方价值观与本土价值观，以及儒家价值观等不同文化的杂糅，而绝非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

    日本文化的杂糅性决定了其管理的杂糅性，而日本管理的杂糅性使得“日本式管理”的说法无法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