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动员的财富分配趋势

    赚钱只需笑盈盈地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口袋就行；而分钱，这个把自己的钱送进别人口袋的过程难度系数可要高很多了。这钱分的对象不对，麻烦；钱分的数目不对，麻烦；分钱时态度不好，也麻烦。分钱的重要性归根到底在于它会严重地影响运动员以后赚钱的能力和效率。

    近些年来，因为分钱造成的麻烦可真是够多的。远的说，马家军当年的风波，怎么也和那奔驰车、人民币有关系吧？近的说，田亮之所以被国家跳水队开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和游泳中心的经济纠纷，小帅哥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向中心上缴自己商业活动收入的50%。

    其实这些围绕运动员财富分配发生的纠纷归根到底会牵扯到运动员、运动员成绩的产权归属问题上。

    在中国体育职业化、产业化以前，在中国运动员有机会获得巨额财富以前，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举国体制的三级训练体系的框架下，国家投资对运动员进行训练和培养，运动员出了成绩，都是为国争光，而获得的奖金在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样的分配制度在职业化以前，在中国运动员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应该讲是适用的。但在今天，在这样一个运动员收入渠道多元化的时代，集体、国家在分配时占有的高比例是不是应该被质疑呢？

    运动员、运动员成绩的产权界定是个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体育改革的今天。一方面是高额收入和多种来源，一方面是多渠道培养，这都为产权的界定增添了几分变数。

    有人曾拿姚明、刘翔、丁俊晖和彭帅，这4个中国体育近两年来的焦点人物进行比较，探究在不同于传统的举国体制之外的市场化操作思路和财富分配方案。

    无论是姚明的姚之队这种精英团队管理模式，刘翔的田协全权打包模式，还是丁俊晖的自主投资、经营模式，彭帅的管理费模式，都是中国体育在面临新形势，遇到新问题时的不同尝试。

    财富榜上位列第一的姚明有经纪人团队——姚之队资替他打理各种事务。虽然他握有高额的工作和代言合同，但真正落入自己口袋时却要打不少折扣。首先，他要缴纳43%的个人所得税和10%的养老金，此外还要上缴给中国篮协5%(税后)，付给经纪人团队4%。这样算下来，姚明的真正收入可就没有财富榜上那么多了。

    刘翔是举国体制重点培养的结果，中国田协现在不仅要做好训练比赛的安排，还要担任刘翔的经纪人，目前的表现合格。在收入的分配上，刘翔个人占一半，而教练员、中国田协、地方体育局参与分配的方案既兼顾各方利益，又体现了体育明星利益的最大化。

    非奥运项目选手丁俊晖是家庭培养的杰作，从重金栽培、海外留洋到自力更生，他的成功之路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而通过经纪人来打理训练、比赛事务则更增加了这条道路的稳定性。在收入分配上，只需考虑自己和经纪人就够了。

    彭帅是天津队和网管中心共同培养的成果。特立独行的她拥有自己的训练表和计划表，虽然并不太参加国家队训练，但依然是其中成员。她跨在职业与专业的分界线上，以职业球员的方式在成长，但在获得比赛奖金、广告收入时仍要向网管中心交纳管理费用。

    这四种不同的尝试很难分出高下优劣，都是应对特殊情况的特殊方案。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在体育职业化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特例会出现。特例的解决会促成运动员培养和收入分配方案的转变，也会为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