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是中国运动员的财富积累在时间上的分水岭，这一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运动员的财富构成，正式掀开了中国运动员财富快速增长的大幕

    从早些年运动员微薄的薪水到政协委员拍案而起，质疑中国球员的畸形高收入；从足球运动员在收入上的一枝独秀，到今天众多项目的群芳争艳。每一个关注中国体育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变化，这种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的巨大变化。

    中国运动员财富的历史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在谈到中国运动员财富快速增长时，都自然不自然地把足球运动员抓来做典型。在甲A十周年时，李承鹏满怀感伤地回顾了1994年那令人难忘的一幕幕，而其中有不少是和钱有关的……当晚，李明在总共20万的赢球奖金中分到了8000元，然后一群人出去喝酒吃狗肉。从那个晚上起，他们不必再时刻提醒自己每月工资只有150元，坚持说当时自己已是标准的副营级干部的江津，一个月能拿200多元。但这样的一场比赛让江津猛然看到了与副营长的区别，他分到的3000元奖金相当于副营级一年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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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这些就足够为我们清晰地描绘出，职业体育给运动员带来的远胜于体工队的那一点点死工资的丰厚收入。而这仅仅只是1994年——甲A元年，那个刚刚点起观众、赞助商和投资人热情的年度。随后几年里，随着市场的开发，社会关注度的逐渐提高，球员工资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记忆犹新。在球员收入的最高峰时期，球队一般主力都能达到7位数的年薪，而所谓大牌，则再高出一倍不止。球员收入如此快速的增长，几乎超出了人们可以承受的范围，球员的高收入成为职业足球中最为社会所诟病的问题，也成为砸职业足球的人眼中永远不会偏离的靶子。

    回顾中国运动员的财富历史，就不能不提到体育的职业化(虽然时至今日，绝大部分人认为这只能算得上是伪职业化)。因为，体育职业化是中国运动员财富积累在时间上的分水岭，这一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运动员的财富构成，正式掀开了中国运动员财富快速增长的大幕。

    1994年时，李明那每个月区区150元工资，就是他从体工队能够获得的收入，也代表了同时期其他项目运动员基本的收入水平。这是运动员归属于体工队的关系带来的，与当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本相符。

    而早在此两年前，一场关于中国体育改革的会议已经在悄悄地酝酿着变革的风暴。

    1992年中山会议发布的《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的目标。随后的红山口会议决定足球率先进入“以体育改革与机制转换为核心，以协会实体化、俱乐部制和产业开发为重点”的职业化改革历程。在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试验田上，1994年4月诞生了万宝路全国足球甲级联赛，吹响了中国体育职业化发展的号角。在职业足球改革初见成效的带动下，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棋类等项目也逐步建立起职业联赛。

    于是，以足球为代表的中国体育在短时间内成为大量社会资源集中的目的地，这种以观众关注为最根本动力的社会资源集中让中国体育摇身一变，以职业体育的面貌成为媒体、资本……竞相追逐的香饽饽。而运动员作为职业体育产品的直接生产者，也惊奇地发现一夜暴富的神话相继发生在自己和队友的身上。在经历了最初短暂的不适应之后，职业体育运动员和他们的雇主之间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博弈将其财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运动员财富在职业化进程中的快速增长有着众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是运动员财富快速增长的社会背景。先不论运动员财富的增长，只要看看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就可以发现，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是这一历史时期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推动运动员财富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则是整个社会对体育竞赛需求的增长。无论运动员的财富具体来自何方，从营销的角度看，总脱离不了市场需求这个最原始的动力，离开了市场，一切都免谈。同时，体育的职业化也是促成运动员财富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正如前面所言，职业化为体育提供了吸纳社会资源的平台，同时开辟了运动员财富积累的新干线。职业体育的政治功利目标则起到了助推剂的作用。足球市长、足球省长的出现，让职业体育在资金吸纳方面获得了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优势，大型国企对职业体育的参与，让烧钱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也让球员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偏离市场能够承受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