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嗜好，就是阅读所有的电子邮件。大多数人对邮件是删除、删除、再删除，但我不这样。除了很明显的垃圾邮件之外，我会阅读收到的所有邮件，甚至包括那些主动投稿。我不会从头读到尾，但我一般会读说明信，有时我会感到这个人谈的东西有点内容。我曾收到过一个12岁的中国女孩的来信，写得棒极了，我把它转发给了儿童读物部门，现在他们正准备出版她的书，书名叫作《雪鸟》（Snowbird）。 采访者: Devin Leonard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

    芝加哥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法官

    寻找最有效的交流方式。

    我对于数字革命的看法是，它能减少信息转移的成本。我的工作主要是脑力劳动，而不太需要人际交往，因此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而言，其影响完全是积极的。老式的、传统的信息收集、交流和处理方法非常落后。数字革命让我可以在家里办公。

    我来这儿之前，与纽约大学（NYU）的一位政治理论家共进了午餐，这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谈话。对他而言，要想表达对我的著作的看法，谈话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只是在我的工作中，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相对较少，就连声音对声音的也不多。我几乎不在电话里与人交谈。

    我对电子邮件的依赖程度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连在外过夜也得带上笔记本电脑。我甚至不能代之以 BlackBerry 掌上电脑，因为我的许多文件都有大量附件。因此我到哪儿都带著笔记本电脑。有了电子邮件，你就有了压迫感，尤其是在周一。但这种代价实在微不足道。

    我一般在7点45分起床，大约9点半到10点之间到办公室。我在午餐后回家，除了吃晚餐，我从下午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半左右。我忙著写审判依据，撰写书稿，写博客，或者做些其他事情。

    法庭开庭的时候，我们每天听审6起案件，现场坐著由3位法官组成的审判组，我们把案件平分，每个法官负责写两份审判依据。我通常在听完辩论的当晚写好两份审判依据初稿。因此，我有大约4个小时来写两份审判依据。我的写作速度很快。我一晚上能写二三十页文稿。之后我会进行修改，但我发现更有效的做法是做一些记号，指出在哪些地方还需思考，还需做哪些研究，等等。采访者: Roger Parloff

    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

    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无时无刻不在用电话工作。

    我从来没用过电子邮件，但我却对语音邮件推崇备至。我每天要处理几百封语音邮件，而且我会立即回复每个电话，无论对方是客户还是公司员工。这样做有利有弊。我没时间和人闲聊。偶尔有些难缠的人打来电话，我就把他们转给我的助理朱莉（Julie）。但是，朱莉从不帮我筛选语音邮件。高盛公司的人必须能够联络到我，客户也必须能够联络到我。

    我一直在花大量的时间打电话。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手机还是个新鲜玩意儿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了。当时，我还在芝加哥，我一边拿著砖块一样的摩托罗拉手机打电话，一边走出火车站，直奔办公室。今年圣诞节，我和妻子温蒂（Wendy）、女儿阿曼达（Amanda）和女婿一起在智利徒步旅行了10天，在此期间，女儿给我拍下了许多拿著大个儿的卫星电话通话的照片。

    今年1月回到办公室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里，我总共给60位CEO打了电话，祝他们新年快乐。我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不过这种做法棒极了。我问了他们公司的发展情况，以及他们与高盛公司的关系。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培养高盛公司的职员和企业文化，我们必须成为本行业最优秀的雇主。因此，我抽出时间去商学院，并且亲自主持招聘工作。去年，我们开了一个董事长论坛，目的是提高人们对商业判断力的重要性的认识。我讲了不下25节课，高盛公司在亚洲、欧洲和美国的 1,200 名总经理都听了我的课。这就是在构建公司文化。

    公司40%的收入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因此我经常出差。出差的时候我总要抽出时间锻炼身体。我每次去中国的时候（16年来，我去过大约70次），都乘坐早晨6点到达的航班，这也是飞机著陆的最早时间。我一入住酒店，就直接去健身房踩单车。随后，从8点开始，我连续工作，直到晚上9点。第二天日程照旧。我会确保在晚上离开，这样我就能在第二天一大早回到纽约的办公室上班。

    我向来非常讲求效率，而且很有规律。如果我设商务晚宴，大家都知道宴会 6 点半开始，8 点半结束。当我在纽约家里时，我10点睡觉。凌晨5点半起床，并争取每周锻炼四五次。我每周在中央公园跑一两次步，每次4英里。我以前7分钟跑一英里，现在改为8分半到9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