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通过各种途径搜罗、笼络各类型人才成为企业人力资源建设的必备课程。
现在的企业通过各种途径招聘或委托专业的猎头公司等手段来发现、招揽人才，其实这就是曾氏所言的“广揽”，仅仅与曾氏当时所用的手段有所差别而已，其实质都是为了广揽人才为己所用。但与现今某些企业似是而非的选人标准、或者仅凭老板个人喜好是否选取不同的是，曾国藩对于人才的选取的原则是不拘一格，他认为选拔人才应该不以出身，不以资历来衡量，他强调：“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苟细，无因寸木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比如左宗棠自负甚高，傲气凌人，以诸葛亮自喻，给人写信的落款通常都是“亮”或“小亮”，但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当世奇才、“取势甚远，审机甚微”“才可独当一面”，大力加以荐举重用，二人后虽交恶绝交，但曾氏对左宗棠仍然称赞有加，这一点连左宗棠自己都自叹不如，“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曾氏不以个人好恶不拘一格的选人理念比现在某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家族企业的对于人才的选聘不知要高出多少！
之所以说现在的一些企业对于人才的选聘往往走人了误区，原因就在于这些一方面说没有人才，人才难求，一方面却设置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选人门槛，或者干脆以老板个人的喜好作为标准，这样很难让真正的人才得到机会，对此，曾氏就说过：“人才之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以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也就是说，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去发现、挖掘。而要尽可能的网罗到人才，就不能简单粗暴的将人才模式化，不能将文凭、资历、职称等与人才划等号，现在有些企业无论是自己招聘、还是委托猎头招揽人才，首先就在甄别人才之时盲目的将文凭、资历、职称等与人才挂钩，而且，喜好追逐那些所谓服务过知名品牌的人，认为这些从知名品牌出来的人就一定是人才，殊不知这样做将大部分真正适用的人才给遗漏了。法国一个叫DIM的服装公司，在准备进入国内市场时，从号称内衣行业的黄埔军校的安莉芳挖了一批人来操作品牌，结果，这个DIM品牌在国内市场昙花一现的就退出了。
可以说正是曾氏不拘一格的广揽人才才使得其智囊团不但有穷困潦倒的书生、有隐于山野的布衣、有失意科举的文人、有名儒宿学、有勇猛的悍将，“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曾国藩根据这些人在不同领域的专业特长予以重任，才形成了曾氏集团在核心决策圈、军政外交、文化思想、司法机构、后勤保障、科学技术等等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一大批的能人，比如在核心决策圈中的政治人才，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薛福成、彭玉麟、刘铭传等，外交领域的外交家薛福成、黎庶昌、陈兰彬、郭嵩焘等，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有近代中国的数学先驱李善兰、数学家华蘅芳、中国近代化学之父徐寿，他和儿子徐建寅在曾国藩府中，特别是在办洋务、设立工厂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文化思想领域，曾氏幕府也是人才济济。他的四大弟子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在当时甚至以后的文坛上都独树一帜。而其他如俞樾、吴嘉宾、王闾运、王定安、张文虎、张穆、何秋涛等，也都是晚清文史方面著名的学者，“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在桐城派的兴衰史上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说正是曾国藩慧眼识珠，并深切的知道这些人在不同领域的特殊才能，才使这些人能得其所而有所为。
可以说，广揽人才而不拘一格是曾氏的选人第一个原则，而让这些人才能够在自己的专长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并做出不凡的功绩就是曾氏在不拘一格的选人的同时更为注重人才的适用性，也就是说，结合其人不同的专长安排在其合适发挥的位置，这样才能极大的激发人的创造性，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曾氏说：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