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面对公众进行传播的时候，一方面有好处：如果一件事情不容易理解，人们会倾向于作负面理解，所以必须传播，增加透明度；另一方面也有坏处：一旦公开，你就成了出头鸟，更容易被挑剔；一旦出错，败局的可能性更大。

    比如说，以前富豪榜上的一些企业我们没有听说过，但是一旦聚焦就很容易出事。他们和在聚光灯下练惯的企业家相比，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过去没有被正视，一旦被公众化之后，他很可能短期内死亡。

    袁岳说：“他不会跟这个机制沟通，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他只有财富，但是他太单纯了。就像女孩子只有青春美貌，但是没有见过世面，所以很容易被腐败。”

    从这个角度来说，跨国企业在面对公众化的过程中有很强的风险管理。比如惠普或者柯达，跨国公司的代表人物出来露脸的时候，传递的核心信息都是正面的。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形象管理系统，在人物上是传递正面为主。就算肯德基出了一个苏丹红事件，你也不会觉得他们的老板是混蛋，而会觉得，是一个技术环节出了问题。相反，中国的顾雏军一旦出事，整个家电行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陷入低谷。

    伦理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企业家的形象变迁史，似乎可以从蒋子龙笔下的乔厂长到余华小说《兄弟》里李光头的历史中找到某些答案。当初乔厂长站在改革潮头挽国营企业于既倒，怀着“把企业生产尽快搞上去”的朴素愿望，成为时代英雄。三十年后，统一刘镇商业，实现了美女梦和金钱梦的李光头计划来一次太空旅行，因为自觉“在地球上已经举目无亲”。

    “媒体和文艺作品把企业家妖魔化了。”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社会对于企业家太不了解，社会环境太恶劣。现在的资源配置，不是市场在配置，是政府和权力垄断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民营企业拿不到，只好通过各种手段争取资源，包括商业贿赂，是权力配置资源逼着企业家想办法和权力打交道。要怪就怪环境，特别是政府职能没转变，还是权力在配置资源。对于企业家的指责，很大程度上是转型时期的非战之罪。”

    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则认为企业家自身也需要自律。“企业家在明处，稍微有点问题，你的破坏性要大得多。一般人违法可能危害不那么大，你做就很大，因为你代表了一个面。”

    “其实企业家和公众某种程度上的对立状况，西方国家也有过。”袁岳说，“尤其在十九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末——出马克思的那个原始积累时期。”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评价那是一个镀金时代：“就连天使也在为他们歌唱。”当时成功的企业家还很少思考自己的经营行为对政治与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对自己的工作也很少有道德上的思索。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使美国变得更加富强。财富大规模地被个人集中占有给社会带来了强烈的不稳定因素，不仅在不富裕的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中间，而且还在保守派权贵们中间引起了情绪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