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传记》里说：“在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的人，无论是谁，都会引来政治上的激烈争论，右派推崇摩根，称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英雄，而左派则贬低他，说他是资本家贪欲的化身。一百年过去了，这样的争论仍然喋喋不休。”

    “以前西方的文化里面也有这种仇富心理，所谓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张文魁说，“但是经过宗教改革之后有很大的变化，韦伯的新教伦理可以为商人的发展提供伦理支撑。而中国没有伦理支撑，也没有经过文艺复兴。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也是需要一个文化的改变。”

    在历史学家许纪霖看来，这个改变何其困难。

    “十七世纪的英国，将一大批炫耀佩剑、族徽、纹章的贵族，改造成为炫耀金钱，并在经商方面煞费苦心的人，曾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十九世纪的日本，将一批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武士，改造成为拼命向企业投资的商人、企业家，是日本成功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可怕的并不是什么利益欲和金钱欲冲动，而是社会能否把这种冲动引向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将人类社会推向进步。遗憾的是中国社会还不具有这种‘神奇’的改造力量。”(摘自《读书》1988年“一个知识分子跨世纪的选择”一文)

    在中国这个没有经过文艺复兴，没有经过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国家里，企业家的自我认同、企业家和大众的相处方式都变得欲语还休——学者余世存形容这种状态是“一言难尽”——

    “在中国谈论企业家精神是件不易的事。实际上，我们对企业家抱有极深的一言难尽的感情，无论最初是怎样地羞答答。我们把企业家跟文化结合起来，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们把企业家叫‘儒商’，把下海的文化人叫‘商儒’，都是穷得太久了的一种反应，一种不无朴素的动机。我们怀着最善良的愿望，创造机会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让企业家多起来，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对企业家的希望，甚至影响了我们的现代性思维，我们本来是从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开启我们的现代化道路的，可是我们后来仍以为‘经济决定论’更合理，企业家里面出民主，出自由，而无限丰富的人性和民族社会被我们无限理性地从‘经济人’的角度进行规范进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