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能力和制度设计能力的悖论

　　一般来说，由于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君仁臣敬”几乎成为中国人的默认行为方式和心理期待。所以，数千年以来，中国人的领导水平普遍较高。

　　但是，西方盛行的是自由主义文化，下级对上级天然不信任。上级的好意会被下级误解成欺骗、愚弄、忽悠，所以，上级让下级工作，就必须签订详尽的用工协议，将权利、责任和义务写成明文契约。更进一步，西方人甚至没有上下级概念，只有按平等自愿签订的合同工作的概念。所以，西方人的制定制度水平普遍较高。

　　这两种文化各有利弊。儒家文化的坏处是员工缺乏约束老板的能力。放在中国或日本等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社会，如果哪个员工不信任老板，必须和老板签合同才工作，这个员工很可能找不到工作。一旦老板要炒掉员工，员工一点办法都没有。正因为如此，员工必须时时刻刻注意老板的眼色，或者用工作或者用拍马屁的方式讨老板的欢心。在老板看不到的时候，可能会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但是，正因为员工和老板之间没有明文契约，谈判随时都在进行，所以，老板必须关心员工、尊重员工，关心员工的冷暖，关心员工的成长。可是，问题跟着来了，老板主动关心员工，员工敬业爱岗，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显得不平等。在心理上，老板和员工都会有感激之情，双方甚至会在人格上相互影响和塑造。在这种企业中，劳资双方的冲突不容易系统地爆发。在最佳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形成劳资和谐、共同促进企业成长的局面。

　　自由主义文化的好处是员工有能力约束老板，在合同期内老板不能为所欲为，必须照章办事;员工也不能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但是，合同的制定和实施细节掌握在老板手里，签订用工合同时，劳资双方谈判实力不对称，资方有能力将工价压得很低，工人却缺乏选择余地。进入企业以后，因为有制度约束，资方可以不关心员工的冷暖，不关心员工的成长，可以一次性地消耗、使用员工的劳动力甚至生命。但正因为如此，容易爆发系统性的劳资冲突，即使在最佳情况下，劳资双方仍然在心理上、情绪上是对立的。可是，心理上对立的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平等、人格上的独立。

　　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西方人的制度设计能力超强。可以说，西方企业管理的最大优势，正是在制度设计的能力上。

　　随着中国从儒家文化向自由主义文化转变，中国人的制度设计能力也在逐渐提高——代价是领导能力逐渐下降。

　　一个具备儒家型领导能力的人，怎样才能尽快地学会设计制度，并且还保持领导能力不下降呢?

　　关键在于认识“君仁臣敬”型人际关系的局限性和适用性。不错，君仁臣敬型的人际关系可能是最佳人际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可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信任和默契问题，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可以相互放心。但是，这种想象也可能是一种懒惰心理在起作用。如果我们只能与这种人合作，那么，永远只能在小圈子里活动。商业、企业需要与无数陌生人建立联系。人与人之间常常只有一二个合作点、共同点。善于将这一二个合作点、共同点汇集起来，形成制度安排，就可以让无数陌生人在同一制度下进行合作，产生利润。这时，制度本身是一种安排、一种计划，但这种安排、这种计划可以让无数人在其中交易，因此，也可以看做是市场平台。

　　所以，一个儒家型的领导人必须掌握两者间的平衡：既有高度的修养，能够为人师表，至少能与直接部下建立良好的信任和默契，但又熟悉业务细节，懂得发现陌生人之间的共同点，善于设计制度。

　　由此反观，可以发现，擅长制度设计的西方人可能对业务细节很感兴趣，高度熟悉，善于发现陌生人之间的共同点、合作点。但这样一来，他的情绪就会随着业务细节的波动而大起大落，或焦躁不安或乐极生悲。而且，由于对细节过于敏感，而忽略了更广阔的世界，夸张了自身的作用，在心理上可能会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缺乏领导能力。